作者：毛秋瑾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特展于2024年11月20日至2025年3月3日在巴黎举办。这一为庆祝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重要展览，汇聚了中国10个省区市32家文博机构的207件（套）精美文物，其中一级文物占比近40%；且展品多为考古新发现或博物馆新藏品，向观众展示了唐代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新成果。在精巧夺目的唐代金银器三大窖藏之外，笔者试以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及吐谷浑慕容智墓中出土文物为例，谈谈观展印象。

　　金银器窖藏所见唐代的茶文化和酒文化

　　齐东方在《唐代金银器研究》中说，正是在大唐帝国“国泰民安、财富聚集、相对自由”之际，“‘丝绸之路’兴盛畅通，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金银器物的大量传入，犹如‘万事俱备’之后的‘东风’一样，为唐代金银器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契机”。

　　唐代金银器有三大窖藏，其一是指1970年发现于陕西西安南郊的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265件，器型既有本土样式又受到异域影响，呈现多种文化因素，代表唐代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二是1987年发掘于陕西宝鸡的法门寺地宫窖藏，121件（组）金银器多为皇室供奉佛祖的佛教用具或宫廷御用品，以品级高著称；其三是1982年出土于江苏镇江的丁卯桥窖藏，数量达950余件，体现唐代润州（今镇江）作为金银器制作中心的地位，产品多供奉皇室。

　　在吉美博物馆唐代特展中，三大金银器窖藏罕见地“合体”了，展上有法门寺7件、何家村7件及丁卯桥13件文物，分布在各单元，唐代的茶文化、酒文化由此获得展现。

　　丁卯桥窖藏9世纪唐代银壶、夹木炭用银筷、银茶匙、长柄银茶勺、银碟、荷叶形银盖等器物很突出，多件刻有“力士”铭文，这应当是当时的一个“品牌”名称。笔者被荷叶形银盖的造型深深吸引。这件高7.3厘米、宽20.6厘米的银质器盖，呈卷边荷叶形，边口悬有四尾鱼状装饰，似有“鱼戏莲叶间”之寓意；盖顶饰有曲状钮，盖面錾刻双曲线，精细地表现荷叶细密的叶脉。整件器物工艺精湛，线条流畅，设计独特且富有美感。根据唐代饮茶加盐的习俗，以及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相似器盖，推测此器盖可能为贮盐之器的盖子。

　　还有一件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盒的底部也刻有“力士”字样。器盖上一对凤鸟头尾相连，展翅翱翔，呼之欲出。盖为四出莲瓣形设计，盖面隆起，似一朵覆盖的莲花。器身还装饰有飞雁、奔鹿、牡丹团花和缠枝莲等纹样，寓意吉祥美好。其功能应是装茶叶的银盒。银盒錾刻装饰纹样生动华丽，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丁卯桥窖藏中有一件大银酒瓮尤其引人注目，高度达55厘米，底部竖刻“酒瓮壹口并盖锁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明确表明器物的功用和重量。在这件大体量的酒具附近，还陈列了凸棱高足银杯、银制竹节形及带叶形酒棋、银鎏金酒筹等物品。“论语玉烛”酒筹是唐人喝酒行酒令的器具，酒筹上的文字均为楷书。展柜中的两支酒筹写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饮十分”，意思是自己喝一杯酒；“乘肥马，衣轻裘——衣服鲜好处十分”，意思应是衣服鲜亮的人喝一杯酒。

　　除了三大窖藏，展品中还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金银器。如扬州博物馆藏唐代伎乐飞天金栉和嵌宝金耳坠，均为女性饰品，制作精细，镂空工艺运用得炉火纯青。又如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及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多件吐蕃时期（7—9世纪）金饰、金杯、鎏金银饰片等器物，或装饰以绿松石及宝石，或有着兽面、狮子、凤凰等图案，都精美绝伦，也反映了吐蕃使用金银器的特色。

　　粟特人安菩夫妇墓与唐三彩打马球女俑

　　安菩夫妇墓是唐代定远将军安菩与其妻何氏的合葬墓，位于洛阳龙门东山北麓，1981年发掘出土129件（组）珍贵文物。从出土墓志可知，安菩来自昭武九姓之一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他和妻子何氏均为粟特人。他出生于公元600年前后，父亲曾是安国的“大首领”，唐灭东突厥后，公元630年率部归附唐朝。安菩曾受命率部从唐军北征“北狄”，“以一当千，独扫蜂飞之众”。他因骁勇善战、保卫唐朝边疆而被封为五品京官和定远将军。安菩于公元664年去世，最初被葬在长安，四十年后公元704年妻子何氏去世，其子安金藏在709年将其墓迁至洛阳与何氏合葬，建造了安菩夫妇墓。

　　安金藏最初只是东都洛阳宫中执掌宗庙礼仪的一个乐工，后因剖腹力保太子李旦清白而感动武则天。睿宗和玄宗时期，曾任游骑将军、右骁卫将军等职，册封代国公。安金藏不仅忠心护主，对父母更是力尽孝道。在为父母建造合葬墓时，他按中原礼俗进行安葬，放入墓志，置办了当时顶级的陪葬品。幸而墓葬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偶然发现，其后被整体搬迁至洛阳古墓博物馆，出土文物保存在洛阳博物馆。

　　安菩夫妇墓陪葬品中以唐三彩最为突出，一是数量多，共出土有59件；二是质量精，器物形制较大，造型优美，釉色鲜亮。这次唐代特展展出的安菩墓三彩器包括两件胡人俑、一对文武官俑、一件人面镇墓兽、一件单刀髻女俑、一件绿釉男侍俑，另有一件河南巩义窑白瓷酒水器，共展出8件文物。虽然最独特的三彩黑釉马未能借展，但展出的这几件也极具代表性。

　　进入展厅第一单元，笔者的目光就不由自主被唐三彩文武官俑吸引。文官俑高110厘米，武官俑高116厘米，两件宽度均为25厘米。文官俑头戴黑色一梁进贤冠，足着绿色云头履，拱手立于三彩岩座上；武官俑头戴黑色鹖冠，冠缘饰一周宝珠，足着黄靴，拱手立于三彩高台座上，手中握一笏板。从面部神态来说，文官俑眉眼修长，面相端庄；武官俑长髭浓须，双眼圆睁，射出令人胆寒的目光。如此高大鲜亮、制作精细的三彩俑，是唐代文武官俑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展览中还有一组四件唐三彩打马球女俑，2012年出土于洛阳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王雄诞是唐初左骁卫大将军，官秩正三品，墓志显示墓主人是其夫人魏氏。墓中出土四件女俑骑在马上，均身着翻领窄袖长襦，脚蹬平底高筒靴，躬身向左，右臂平抬胸前，左手屈肘后拉作奋力挽缰状，看来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这是唐代流行的打马球场景。马球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项运动，汉末文献已出现。其起源公认的说法是波斯说，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至少有十多位唐代皇帝爱好打马球，这项运动也由此风靡，从军队到宫廷贵族、平民百姓，女性也参与其中。唐墓壁画中也有描绘马球的场景，最出名的是章怀太子李贤墓马球图壁画，展现了当时马球运动的盛况。至于打马球俑，早在1958年，西安唐韦泂墓就曾出土19件三彩打马球女俑。国内外多个博物馆也都收藏有打马球俑。这次展出的四件，既是考古新成果，又能代表唐三彩高超的工艺水平，釉色鲜亮，人物表情、姿态传神，传递出马球运动激烈的氛围。

　　吐谷浑慕容智墓再现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

　　慕容智墓是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的墓葬，201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慕容智是吐谷浑末代统治者慕容诺曷钵的第三子，母亲为唐代第一位和亲公主弘化公主（唐太宗之女）。他在唐朝担任三品武将，封号为“喜王”，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去世。墓葬中出土《慕容智墓志》一合，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应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墓内还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仪仗俑群、镇墓兽等反映唐代葬制与吐谷浑文化的融合；文房用具（笔墨纸）等展现了唐代贵族的生活细节；其他还有六曲屏风、木质胡床等罕见文物。这次特展共展出慕容智墓文物四件（套），包括金银餐饮具一套、鎏金银马具一套、银釦木胎漆碗一件、绿地缠枝团窠凤鸟纹锦半臂一件。

　　这套金银餐饮具在出土时，银胡瓶内装着绿色的液体，瓶口还有封泥和木塞残渣。后经科学检测，证实液体是白葡萄酒的遗存，这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白葡萄酒实物。葡萄酒以及装酒的银器“胡瓶”，都是早于南北朝时期从西域传入内地的物品。南北朝以后，人们开始掌握葡萄酒的酿造技术，慕容智墓出土的酒和酒器是唐代饮酒习俗的真实反映。

　　鎏金银马具一套包括革带、带饰、带扣、带箍、节约等部分。除革带以外皆为银质，表面鎏金。节约是指马具不同带子交叉的位置放置的配件，节约可以减少绳带扎绑的绳结，还能避免绳索相交处的杂乱，既能起到控制马匹的作用，又显得整洁耐看。西周开始就有节约出土，许多诸侯级别的墓葬中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展出的这套马具品相极好，有三叶花形鎏金银节约，中心鎏金部位装饰有昂首前扑的母狮；有圭形鎏金银带饰，中心为雄狮食鹿图案，表面鎏金；另有三角形鎏金银带饰，中间饰有趴着的雄狮；以及鎏金银杏叶（杏叶是在萨珊马具的影响下产生的马具饰件），中心鎏金部位饰有跃起的雄狮反身噬鹿，等等。这些图案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慕容智墓出土有一百余件漆木器，数量之多在唐代墓葬中是很罕见的。展品银釦木胎漆碗造型典雅，黑色漆面似泛着温润光泽。笔墨纸这些文房用具能完整保存下来，是因为装在漆盒中，大漆（生漆）天然具有防腐功能。半臂即短袖上衣，是唐代十分常见的服饰。永泰公主墓壁画所绘侍女、吐鲁番出土的女佣，都可见到半臂的服用。完整的唐代半臂实物在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都有收藏，包括浑脱半臂、茶蜡缬半臂、夹缬罗半臂等；出土文物有代表性的要数慕容智墓的三件。展出的这件半臂，衣身总长96厘米，上半部为绿地缠枝团窠凤鸟纹锦，袖口及领口为黄地麒麟纹锦，下半部为土黄色菱格纹绮，内衬黄絁。另外两件的名称是缠枝团窠鹿纹锦半臂和浅黄色团窠纹绫半臂。

　　从金属文物到漆木器再到纺织品，再加上陶俑，慕容智墓出土器物材质丰富，制作工艺精湛，数量也很可观；加之文化内涵丰富，兼有大唐文化、吐谷浑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反映了不同文明的交融，让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丝绸之路青海道也即吐谷浑道的重要性，正如清代张翙诗中所描绘：“祁连磅礴拥孤城，文物当年似两京。”

　　（作者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