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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 宁
近期正在热映的《戏台》是喜剧大师陈佩斯阔别大银幕32年后的回归之作。影片改编自同名话剧,讲述民国乱世中一个戏班子的荒唐遭遇。电影版拓展了话剧版的表达边界,通过艺术化的叙事处理,将一场充满身份错位张力的戏剧冲突及小人物的生存群像予以充分呈现。影片是一部经典的结构喜剧,其核心叙事策略在于以三层嵌套的“戏中戏”结构构建民国乱世的历史语境,并贯穿陈佩斯一贯秉持的“差势理论”,通过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与镜头语言的有机融合,成功营造出强烈的荒诞感。而这种荒诞感,让影片不仅拥有了嘲讽的力量,能凸显时代的困境,还饱含深沉的悲悯情怀,细腻展现出小人物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生存伤痛。总体而言,《戏台》以喜剧为叙事载体,在戏谑与批判的艺术表达中,完成了对历史、现实与艺术的深层思辨,具有显在的思想深度与人文价值。
三层嵌套“戏中戏”
影片《戏台》是一出经典的结构喜剧,借用结构性的策略,将诸多喜剧因素进行整合,从而以结构的方式呈现意义。影片以“空间”为核心载体,采用三层嵌套中的戏中戏结构,构建光怪陆离的民国乱世,既推动了荒诞剧情的展开,又深刻隐喻了乱世中艺术与权力、个体与时代的冲突。
第一层是社会空间,民国乱世背景,军阀混战、炮火纷飞,“城头变幻大王旗”,洪大帅刚走蓝大帅又来了,政权的更迭如同儿戏;第二层是生存空间,即德祥大戏院后台的荒诞日常,五庆班正要来此地演出,名角儿金啸天因情感纠葛与鸦片成瘾无法上台;包子铺伙计大嗓儿被洪大帅点名要上台演楚霸王。手握兵权的洪大帅试图用枪杆子指挥艺术,篡改《霸王别姬》的结局。后台乱作一团,上演荒诞大戏;第三层是艺术空间,戏台上《霸王别姬》的历史悲剧,本来是观众们耳熟能详的剧目,但假霸王大嗓儿上台背对观众、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出尽洋相;金啸天醒来重新上台才显出真霸王的气势。
三层叙事空间看似独立,其实是相互交融、相互观照,指向同一个核心的:在无序的时代里,无论是艺术的理想、个体的挣扎,还是试图维持的秩序,最终都会被庞大的暴力与荒诞吞噬。导演借用夸张、错位、误会等手法将乱世大帅、后台戏班、真假霸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构建出一个逻辑自洽却又背离常理的荒诞世界。
超越简单的笑料
荒诞感在影片中并非刻意制造的笑料,而是时代逻辑的镜像投射。陈佩斯一以贯之的喜剧理念是“差势理论”,即笑声源于观众感知到的、角色之间或角色与观众之间的地位、信息、认知或期望的落差。《戏台》以精妙的艺术设计,将荒诞感渗透到叙事的每一个角落。影片主要采用情节的“错位感”、人物行为的“合理性悖论”以及镜头语言来实现荒诞感的生成。
情节的“错位感”构成了荒诞性的表达。金啸天因情伤吸食鸦片晕倒,本是一场意外,却让送包子的大嗓儿成了“救场英雄”;洪大帅要求戏里楚霸王“不许自刎”,现实中却直接举枪杀死了刘八爷,戏内戏外的生死对照形成强烈反讽。最具荒诞意味的是结尾:炮火炸毁了戏楼,戏班成员却在废墟中继续唱完《霸王别姬》,洪大帅还在戏院里飞扬跋扈,全然不知城外的战火已将他的权力烧成灰烬。这种“认真演戏”与“荒诞现实”的错位,不停提示观众,连生存本身都是一场荒诞的演出。
人物行为的“合理性悖论”更深化了荒诞感。五庆班班主侯喜亭为了让大嗓儿上台,编造“梦中受祖师爷指点”的谎言,这个在平时绝不会被相信的借口,在洪大帅的权力场里竟被奉为圭臬;吴经理前一秒还在抱怨“这戏没法演”,下一秒就能对着士兵笑脸相迎,生存本能让所有人都学会了在荒诞规则里灵活腾挪。这些行为看似不合逻辑,却精准对应了乱世中“活着比道理更重要”的生存哲学。
同时,镜头语言也强调了影片的荒诞感。特写镜头的运用精准捕捉到人物的内心挣扎。侯喜亭对着祖师爷牌位叹气时,镜头聚焦他指间摩挲戏班印章的动作,印章上“德祥”二字的磨损痕迹与他发红的眼眶形成对照,无需台词便道出“守业难”的心境;而大嗓儿第一次穿上霸王戏服时,镜头从他笨拙系腰带的手摇到他映在镜中的脸,镜子里的人影一半是包子伙计,一半是戏装霸王,这种“分裂式构图” 暗示了身份错位的荒诞感。镜头的运动节奏始终与剧情张力同步。前期铺垫阶段多用平稳的横摇镜头,展现戏班备演的日常;徐处长带着士兵闯入后台时,镜头突然从戏台正面急摇至后台入口,配合士兵的脚步声制造突袭感;影片高潮段落的“戏中戏”则采用交叉剪辑——前台大嗓儿唱错词的慌乱、后台侯喜亭的焦急、洪大帅拍案叫好的亢奋,三个场景在快速切换中形成戏剧张力,让观众在多重视角中感受这场“失控演出”的荒诞与紧张。
《戏台》的荒诞感生成并非表层的喜剧技法堆砌,而是通过情节错位、行为悖论与镜头语言的三重耦合,完成对时代逻辑的艺术转译。情节的戏内戏外对照、人物的生存策略变形、镜头的视觉隐喻与节奏调度,共同指向“差势理论”的深层实践——个体在权力碾压与生存困境中的身份撕裂、认知错位与行为扭曲,恰是乱世秩序崩塌的具象化呈现。这种荒诞叙事超越了简单的笑料功能,以艺术镜像的方式揭露生存本质:当“活着”成为最高准则,所有不合逻辑的选择都成为时代理性的荒诞注脚,其价值正在于将历史语境中的生存困境转化为具有普遍共鸣的人性思考。
温和叙述与精准穿刺
嘲讽是喜剧的本质。乱世荒唐,我们在荒诞中感受嘲讽的力量。《戏台》中运用的嘲讽,并非直白的批判或尖锐的指责,而是表面温和的叙述中,藏着对权力、人性与时代的精准穿刺。这种嘲讽不依赖夸张的嘶吼,而是通过“戏仿”解构权威、人物行为的矛盾与现实逻辑的碰撞,让观众在发笑的瞬间突然醒悟,在荒诞的叙事中触摸到真实的痛感,从而对时代的困境感同身受。
影片以“戏仿”解构权威神话实现对权力的嘲讽。洪大帅作为权力的象征,本应是威严与秩序的代表,却被塑造成一个充满荒诞感的“草包军阀”。他不懂京剧却要强行修改《霸王别姬》的结局。这种以个人喜好践踏艺术规律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权力越界的绝妙讽刺。同样具有嘲讽力量的还有洪大帅的副官徐处长,他对上司的指令奉行“无条件执行”,哪怕是让包子铺伙计演霸王这种荒诞要求,也能一本正经地找到“合理性”。
侯喜亭作为五庆班的班主,一生信奉“戏比天大”,却在洪大帅的压迫下不断妥协——他先是答应修改戏词,再是同意让大嗓儿登台,最后甚至默许用谎言掩盖真相。这种妥协并非单纯的懦弱,而是乱世中“生存优先” 的无奈选择;吴经理的角色则浓缩了市井小人物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前一秒还在抱怨“这戏没法演”,下一秒看到洪大帅的士兵,立刻满脸堆笑地递烟——这种“变脸式生存”,看似是小人物的精明,实则是对“尊严贬值”的无声控诉。影片就是这样通过各色人物在生存困境中暴露真实欲望,实现对人性的嘲讽。
与此同时,影片对艺术的讽刺,是在夹缝中照见理想的脆弱。金啸天作为名角儿,本应是艺术尊严的守护者,却因情伤沉迷鸦片,最终在演出当天昏迷——这种“天才的堕落”本身就带着讽刺意味:艺术在现实困境面前,有时竟如此不堪一击。更具讽刺的是,真正支撑起演出的,不是专业的名角,而是毫无舞台经验的包子铺伙计大嗓儿。
《戏台》的嘲讽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它不站在道德高地批判谁,而是将所有人都置于“乱世漩涡”中,让他们在生存与尊严、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中暴露真实面目。洪大帅的无知、侯喜亭的妥协、吴经理的市侩,甚至看客的麻木,都不是个体的原罪,而是时代困境的具体表现。
笑声中的悲悯
在荒诞喜剧的表象之下,《戏台》蕴含着陈佩斯对那个时代深深的悲悯情怀。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无论是手握强权的洪大帅,还是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普通百姓,抑或是为艺术坚守的梨园艺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成为命运的囚徒。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时代悲剧的缩影,更显示了小人物的伤痛。
在《戏台》的叙事里,没有刻意雕琢的英雄史诗,也没有力挽狂澜的传奇叙事。那些被史书忽略的小人物,构成了故事真正的主角——他们是德祥大戏院里的戏班成员,是为生计奔波的包子铺伙计,是在权力夹缝中讨生活的戏院经理。影片以一种温和而又深刻的方式,展现了这些人物的困境与无奈。比如,对于洪大帅,影片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反派,而是通过展现他的内心世界,让观众看到他的行为背后,其实也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与个人的局限。对于侯喜亭、大嗓儿等小人物,影片更是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努力,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感受到他们的坚韧与善良。
与此同时,影片里对女性的性别偏见,也清晰展现出小人物的伤痛。洪大帅的六姨太思玥这一角色,不仅形象刻板,更被简化成了一个带有性别标签的符号。她性格单纯,一心沉浸在恋爱幻想中,渴望着想象里的“霸王”能前来拯救自己。而她与戏曲、与艺术产生的关联,看上去不过是为了制造能让观众心领神会的低俗笑料,在观众眼中,她俨然成了被赋予色情意味的想象对象。影片中对男旦的调侃同样如此。闯入戏楼的士兵会对男旦进行调戏,洪大帅也曾紧盯着凤小桐的脸庞,在得知对方是男性后,发出“可惜了”的感慨。即便看完戏,他也还不忘补上一句“这小娘们真俊啊”,将男性角色以女性化的方式进行评判。
这种深植于文本的悲悯意识,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性文本范畴,成为一部兼具思想纵深感与人文关怀维度的创作。影片通过对角色命运的戏剧化呈现,不仅能够引发观众基于情感层面的共情——或因情节触发笑意,或因境遇产生悲戚,更能促使受众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肌理及人性本质展开思辨性审视,进而达成深层的精神共鸣与认知触动。
喜剧电影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的解构与质疑、颠覆与反叛,会带给观众诸多回味与思考。尽管《戏台》从话剧到电影的跨媒介改编还存在着某些不足,比如场景单一、调度不够、笑料过多依赖于动作和语言而略显浮夸造作,但它仍是一部具有独特魅力的电影。它为观众打造了一个充满荒诞色彩的世界,在嬉笑怒骂间传递出对历史、对现实、对艺术的深刻思考,其文本内部充盈着对时代困境的嘲讽意味,以及对小人物生存伤痛的悲悯情怀。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