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 伟

　　近日，电视剧《利剑·玫瑰》以“打拐”这一在公安题材中鲜少被深度挖掘的特殊视角与观众见面。该剧通过专业性、社会性与人文性等多轨并行的叙事策略，不仅以较高的收视热度获得了市场青睐，也让反拐再一次成为热点社会话题，加之联动公安部“宝贝回家”项目促成了数万条寻亲线索反馈，使其将类型创作在题材突破与社会价值的融合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高度集中的创作和播出态势下，不断探索题材细分成为近年公安剧的创新策略之一。除一系列缉毒、扫黑题材作品之外，今年值得关注的，除了首次聚焦反扒的《黄雀》，便是首次系统性将镜头对准打拐的《利剑·玫瑰》。从行业特殊性到故事基因的转化，是所有行业剧必须要做的功课。对于《利剑·玫瑰》而言，这不仅体现在剧中设计的“黄金救援三小时”“DNA跨省比对”等专业细节，将打拐干警“与时间赛跑”的职业常态转化为强情节推力，更体现在着力表现出打拐工作的核心是“人”的博弈——既是与犯罪分子的生死较量，也是对破碎家庭的伦理救赎。剧中对“宗族袭警”“买方伦理困境”的大胆呈现，撕开了拐卖犯罪背后的文化痼疾。如在“小洋芋被拐案”中，村民阻拦执法的行为，具象化了法治观念与传统宗法之间的冲突。这不仅使剧作在戏剧矛盾上达到高潮，更让主题内核超越了单一案件的观察视角，进而升维至对社会的深刻反思。

　　故事是生活的隐喻，生活是故事的温床。该剧的叙事厚度很大程度上来自真实的案件。据报道，该剧编辑团队耗时两年打磨剧本，融合了37起公安部打拐大案，如“电梯婴儿失踪案”“祠堂藏尸案”等，创作团队还在前期走访了数十位一线干警，坚持“无考证不开机”，因而成就了作品“防拐教科书”的观众评价。

　　打拐题材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先天优势，在于故事中蕴含的情感浓度。《利剑·玫瑰》在讲述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过程中，将“骨肉分离”这一人伦悲剧之痛刻画得入木三分，建立起了浓烈而又不失层次感的情感网络。一方面建构出受害者从创伤到觉醒的人物弧光：被拐少女萍娇由被迫改名“招娣”至觉醒宣言“我叫明珠”，郑薇薇面对侵犯时坚守“贞洁在灵魂之中”的笃定信念，被拐4次的杨彩云得救后已有了拯救其他被拐者的自觉和勇气，孙律师找回儿子后深情跪谢抚养其多年的拾荒养父……当然，也有被拐者归家时父母已逝、寻亲者蓦然得到了至亲离世的噩耗，这些“非理想化”结局同样在泪水中淬炼出人性的真实重量。另一方面，兼具菩萨心肠与金刚手段的打拐干警，也经历着救赎与被救赎的“双向奔赴”。邓妍因童年谎言间接导致好友被拐，背负了长达20年的自责，其“从创伤者到守护者”的成长，将自赎与信仰交织在一起；常锐通过解救儿童“发发”达成与父亲和解的“神来之笔”，更以“将心比心”的朴素逻辑完成了情感闭环。

　　刑侦剧的经典“团队作战”架构以及“功能性”人设，在《利剑·玫瑰》中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空降领导”邓妍的果决与脆弱、“老刑警”尹建生的敬业精神、“业务骨干”常锐的执拗与叛逆、“技术担当”杨佳佳的冷静、“知心大姐”艾心的共情力，不同的角色既有各自“标配”的人物标识，又自然整合成能力互补的“超级打拐战队”。成员之间争执与协作并存的日常，无形中消解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悬浮感。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反派塑造上也着力避免了泛人性化，拒绝以“悲惨过去”洗白人贩，如“红姨”在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的观念之下变得心理扭曲，但故事鲜明表达了“苦衷不是作恶借口”的价值观。此外，各色配角的设置也有效延伸了剧作的社会景深，失孤母亲跳楼时的撕心裂肺，拾荒老人齐德富跨越血缘的暖心守护，乃至“团圆小馆”中以章阿姨为代表的互助寻亲的普通百姓，凡此种种“非英雄”角色拼凑出全民反拐的社会肌理。

　　由于题材、市场等方面因素，《利剑·玫瑰》在叙事方面面临着平衡悬念织网与情感过载等方面的挑战。“然然被拐案”始终是邓妍抉择与行动的精神动力之一，故事以此为主线，从童年记忆延伸到犯罪集团的黑幕，抽丝剥茧地揭秘过程持续拉满观众的期待心理。与此同时，关涉到婴儿盗抢、少女贩卖等单元案件的密集铺陈，保证了应有的叙事节奏，也以高典型性囊括了几乎所有种类的拐卖案件与受害者，生动地展现了社会认知与普法效果。但在故事编织中也难免出现个别瑕疵：如锁定嫌疑人依赖监控、审讯嫌疑人的套路化心理攻防等，均有简单化倾向；如有些人物的出场略显功能化痕迹，导致“以事带人”而非“以人带事”；再如，作品试图以“被害人情绪宣泄”强化代入感，个别段落却因过度集中反而削弱张力，多场哭戏的连续轰炸易致观众麻木，真正动人的恰是邓妍怀抱被拐婴儿时那句克制的哽咽：“你再等我一下”。当然上述问题也暴露出此类剧作所普遍存在的提升空间。总体而言，《利剑·玫瑰》的创作瑕不掩瑜，其在价值引领、讴歌英雄、普法教育、题材创新等方面的努力和价值不容小觑。（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