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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 倩
作为北京曲艺团“曲艺+戏剧”跨界实践的代表性作品,2015年创排的《我不是保镖》在2025年复排后,依然以深刻的主题立意、鲜活的京味表达与创新的舞台理念,让人眼前一亮。该剧以清朝末年“国丧禁艺”为背景,串联起“聚义社”艺人李上进、赵灵儿、朱四喜卷入反贪行动的故事,在“智斗贪官”的喜剧框架下,完成了对曲艺“艺”之技法与曲艺人“义”之品格的双重书写,也为艺术的跨界融合提供了借鉴。
“艺”“义”融合,互为支撑
该剧的叙事巧妙平衡了历史语境与现实观照。清末社会矛盾的设定,为“禁艺”产生的生存危机与“反贪行动”提供了合理的关联背景,也通过贪官伍柏贰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等情节,展现了对贪腐现象的批判。这种创作手法,将“反贪”主题融入艺人的个人成长,三位艺人从“为园子生存发愁”的被动卷入,到“凭曲艺技艺勇斗贪官”的主动抗争,其身份转变的内在动力,正是“艺”与“义”的互为支撑,作品由此实现了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艺术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承载道义的能力,在笑声与唱词交织的表演中,曲艺不再是仅供消遣的娱乐形式,而是化作揭露真相、伸张正义的有力武器。剧中“聚义社”“聚义客栈”及“艺和义”的命名,以及李上进所说的“艺术之艺与忠义之义不可分割”的台词,则隐喻着该剧的核心创作命题。艺人们以“小技艺”承载“大道义”,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艺双修”的价值追求,也让曲艺人的精神品格有了可感的叙事载体。
曲艺元素的戏剧转化
该剧对京味元素的运用,突破了浅层次的符号混用,实现了曲艺技法与戏剧叙事的深度结合。从艺术形式上看,相声的“捧逗”“贯口”、双簧的表演、京韵大鼓的唱腔等,均不是单纯的曲种技艺的展示,而是成为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李上进假扮王爷时脱口而出“上回书说到”,既用评书元素制造喜剧效果,也暗示了角色“曲艺艺人”的身份底色;官差模仿刘派京韵大鼓的粗声滑稽演唱,既强化了人物的市井气,也通过“专业唱腔”与“业余模仿”的反差,从听觉层面加深了观众对“艺”的专业性认知。
伴奏音乐的“京味”构建同样颇具巧思。三弦的温润音色奠定了传统基调,戏曲锣鼓为程式化动作提供支撑,而现代卡宏鼓的融入则赋予该剧戏剧节奏新的张力。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乐器组合,并非简单混搭,二者的配合形成了鲜明的“听觉叙事”:如在“押镖”场景中,三弦的旋律线条与卡宏鼓的附点节奏,共同勾勒出路途的疲惫,暗示了人物的紧张心理。如此,既保留了京味曲艺的文化之根,又契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群像刻画的丰满生动
该剧的人物群像虽数量不多,却构建起了层次丰富的“曲艺人精神”图谱,完成了从个体命运到家国情怀的情感升华。主角李上进的成长线清晰完整,他从“为生存焦虑”到“为大义抗争”、从艺人到英雄的身份与观念的转变,体现了“义”对“艺”的升华;何迷瞪的“憨态”与“通透”形成反差,“背树杈引雷”的荒诞行为背后,是小人物对正义的坚守,其借鉴戏曲丑角的人物设定与表演,既调节戏剧节奏,也暗含了“讽喻”的内核;反派伍柏贰的色厉内荏也具有鲜明的立体感,他对“艺”的轻视与最终被“艺”击败的结局,再次凸显了“艺”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大内高手棒槌的角色设计也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清风行动”的保护者,他是“义”的执行者;而其对艺人们的守护,又暗含“曲艺传承需要保护”的隐喻。这种人物功能的设置,进一步提升了“艺”与“义”的主题表达深度,也让人物群像超越了喜剧角色的属性,成为曲艺精神的载体。
跨界融合的路径启示
从创作层面看,该剧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理念。“守正”体现在对传统戏曲美学的深度借鉴。人物的舞台表演遵循传统戏曲“做”“打”的规范,如劫财歹人的单刀亮相、圆场动作,均符合武戏的程式逻辑;何迷瞪对传统丑行“插科打诨”功能的转化,以及“三岔口”地点及何迷瞪在桌下对酒杯位置的操控等,是对京剧《三岔口》的致敬,这些均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激活。而“创新”则体现在现代舞台技术的运用:灯光设计通过双追光构建了平行的表演时空,让何迷瞪兄妹的“疑问”与李上进二人的“回应”各自独立地讲给观众听;而“轮休”“GPS”等现代词汇的植入,既消解了历史语境的沉重感,也通过“时空错位”强化了喜剧效果。
这种实践,为“曲艺+戏剧”融合提供了重要启示:跨界并非各元素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在曲艺本体与戏剧叙事间找到平衡点。该剧的成功之处在于,既保留了曲艺“说学逗唱”的语言机趣,又具备现代戏剧的完整结构;既用喜剧外壳包裹严肃主题,又避免了“为笑而笑”的浅层表达,实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2025年复排的《我不是保镖》,虽为十年前的作品,却在当今依然具有其独特价值。它证明了传统曲艺的当代转化,无需舍弃自身的艺术特质,技法可以成为精神的载体;曲艺与戏剧的跨界融合,也无需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将传统美学与现代理念实现耦合,在叙事逻辑、情感表达与舞台语言的深度融合中构建独立品格,才能让“曲艺+戏剧”的探索走得更远。该剧若能在未来进一步打磨剧本细节、深化角色动机,将成为真正“留得下、传得开”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