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青青

　　初秋的北京画院门口人头攒动，“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与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展览在网上三日内的门票早已约空，我却被意外告知可刷身份证换票。在“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一票难求的当下，得知这一消息着实令人心生惊喜，我终于可以一睹中国传统绘画史上大写意“天团”的尊容。

　　当我细细看完整个展览，不由得有三点体会：一是内容——如何对大写意画进行清晰梳理和当代阐释？二是途径——如何有效引导观众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的“大写意精神”？三在研判——怎样尽可能全面而真实地展示在复杂历史情境中的写意变革？

　　“转轮”中的创造性

　　对“写意”概念相关的讨论由来已久，也成为总结中国艺术精神特征的经典议题。彭锋在《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一文中说道，“写意”不仅可以准确地概括中国艺术的审美追求，也可与西方艺术中的“再现”“表现”和“双重性”等形成深入对话。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人机共生的时代，“写意”可以避免艺术的终结，开启艺术的新篇章。

　　此次展览为我们勾勒出了齐白石与三位大写意画家之间的传承与创新图谱，并由此得以窥见写意在“轮转”中的创作性。齐白石在他的《白石诗草》（庚午至壬申）中有这样一首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此处“三家”，即是齐白石临习的明代徐渭（号青藤老人）、清初朱耷（字雪个、号八大山人）和近代吴昌硕（号老缶）。此次展览便是以这句诗为切入点，进而勾勒出齐白石与三位大写意画家之间传承与创新的脉络。

　　展览的第一单元以切片对比、传承串联的方式，呈现出四位写意大家的笔墨形态、风格题材及内在关联：徐渭笔墨酣畅淋漓，墨色轻润；八大山人乖张冷峻，简淡冲和；吴昌硕从徐渭处汲取以书入画的磅礴气魄，完成了对“徐笔”的“金石化”转译。展览还特别将禽鸟、墨花、梅荷、蔬果等不同画家的相同题材作品直接并置，供观者进行对比，不仅直观呈现了四家笔墨风格特点的微妙异同，更为观众梳理出不同历史阶段大写意绘画的发展演进与形态变革。

　　此次北京画院策展团队集群体之力，从全国十余家文博单位汇集了70余件（套）珍贵作品，其贡献远不止梳理了一条师承谱系，更在于以切片的方式，生动诠释了“写意”作为一种不断生发、不断更新，并回环往复的经典体系。正如齐白石所言的“转轮”，而非“转圈”，遵循着一种根本性的创作方法——一种处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传统与自我之关系的方法，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建构为在回溯中超越，于传承中更迭的视觉文化景观，进而在展览中凝结为“转轮”这一动态意象。

　　新传播叙事与“人文型”美学

　　近年来，传统经典古画成为了热门IP，从《千里江山图》到《富春山居图》再到《清明上河图》等，它们不仅成为展览中的重磅嘉宾，更为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贡献了创作灵感和流量噱头。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图像时代的发展和生活风尚的变化，艺术展览不断面临着创新性、复合性与融合性的挑战，此类传统文化艺术展览如何在大数据与全媒体的新语境中生存，更成为策划者不得不面对的跨领域、跨媒介、跨学科的多维课题。

　　前段时间故宫百年大展引发热议。但由于此次展览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预约机制不畅、观展动线管理混乱，“排队几小时，看画几分钟”等，没有给观众带来“被善待”的审美体验。

　　相比之下，同期开展的北京画院“三家门下转轮来”体量不大，却颇受好评。这不仅得益于重磅出场的传世佳作，更在于兼备学术性与问题意识的展览逻辑。它既链接了空间与观众、作品与审美，也打破了学科“壁垒”。在结尾处，展览设计了观影区，将“写意”这一抽象概念具象化呈现，辅助观众理解。此外，场馆内还设置了互动翻转墙面装置，将画家名牌与相关信息对应，清晰地呈现出齐白石等画家的师承关系及其艺术影响力。

　　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今天，北京画院本次展览收获的好评，无疑带来了正向的网络传播效力，进一步惠及了更广泛的社会美育实践，同时，也为突破传统展陈模式提供了范式。打造更多元的展览需要融合体验、交流、生产等多重美学机制，作品质量过硬、策展思路出彩、公教互动完备、网络传播广泛，已然成为当今优秀展览的必备要素。

　　从切片“管窥”需警惕“谨毛失貌”

　　我留意到展厅中放置了一本观众留言簿，翻阅后却让我有了另一番感受。对于从事美术史研究的观众而言，也许会将更多精力放在了解四家笔墨之异同与联系上，而大部分没有专业背景的观众则乐于为四家排名，大家纷纷表示齐白石在其中像个“小学生”，水平“高下立判”。

　　齐白石的“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本是一句自谦之词，没想到今日却被与徐渭、八大、吴昌硕并置一处，上演了一场“神仙打架”的戏码。也许在同题材的画作中，齐白石的笔墨的确显得稚拙纯朴、温和敦实，远没有徐渭的恣意文气，也不似八大的冷峻高古，更不像吴昌硕的金石富丽。但事实上，齐白石的艺术蜕变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市场因素、社交网络与时代机遇，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首先，齐白石是在民间趣味转向与文人画传统局限中进行艺术突破的，将徐渭悟到的“不拘成法”的文人孤愤与生命情趣转化为一种“平民化的天真”，不仅愿做“三家”门下的“走狗”，还“喜独朱雪个（朱耷）、大涤子（石涛）、金冬心（金农）、李复堂（李鱓）、孟丽堂”等。可以看到，齐白石集百家之长，取法诸家而内化于心，才得以变革出极具个人特点的“红花墨叶”，返璞归真而得自然天趣。此外，齐白石笔下洋溢的澎湃生命力与田野乡间的温情可爱，也构成了近代大写意传统再生的现代性样本，在特殊的文化转型期完成了“传统的现代解码”。

　　正如展览前言中所写：将齐白石与三位前辈并峙，这样的同场PK并不真要论什么输赢，而是试图强调一个群体趣味的能量与相互的关联。就展览而言，一方面为观众打造了一个学术场域，引导观者以今人之眼，沿历史脉络对画家进行纵向对比，反复研判，从而打通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因空间与篇幅所限，该展览还有很多维度未能展开，它将复杂的艺术史简化为一条清晰的谱系，虽利于公众理解，却可能掩盖了画家本身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那些艰难与不确定感，容易使观者“谨微毛”而“失全貌”。

　　总而言之，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和笔墨问题是具有厚重感的严肃命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容易被渲染得过分玄妙。对于“写意”的理解、领悟和评判确实需要有深厚的传统画学基础和实践经验，这是进入和理解写意精神的必要之举。但也正是因为过于厚重的历史积淀，无形中将很多想要学习笔墨的群体拒之门外。因此，今天我们似乎更需要以一种直观的、鲜活的、自然的形态传播这一历史课题，大众想要的不是被过度学术包装，或是姿态高高在上的展览，而是一个能愉悦审美、触动个体经验、提供良好公共美育价值的艺术空间。

　　从这个层面来说，“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与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不仅为我们展示了齐白石如何通过个体生命经验，在雅俗之间开辟出直指本心的艺术通途，更成为当代激活传统的良好范本：它成就了一个兼具普及性和艺术性的互联平台，不让“写意”落入小范围“话语霸权”的境况，而是成为普通大众和年轻群体理解中国画的“玄学暗号”，使每个观众都能成为参与“写意”的人，同时也成为大写意画的欣赏者和品评者。（陈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