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润

　　两件静默的戏服在《万火关》中等待了百年，如今化作一对血肉饱满的父子，在《下场》的舞台上迎接一场关于艺术与生命的终极对话。由邵泽辉导演，王镭、郭毕东主演的原创话剧《下场》，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4年度资助项目，近日在国话先锋智慧剧场上演。该剧延续了原班团队前作《万火关》中对戏曲传承的思考，却将视角从“物”转向“人”，探讨传统艺术传承、父子关系与生命价值的复杂交织。

　　与《万火关》充满象征和写意风格的舞台呈现不同，《下场》的舞美设计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风格，剧中主要人物也是寻常人家的一对父子，但该剧巧妙利用对“下场”这个双关词的双重解构，使其成为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京剧世家的传承之困，更是每个人生命里未竟的执念与救赎。整个演出宛如缓缓展开的生活长卷，在这间充满生活和岁月痕迹的老屋客厅中徐徐铺陈。老旧的实木家具与现代电脑桌冷硬对峙，泛黄的京剧剧照与生活杂物烟火交织，恰如唐宏鸣与唐驰这对父子的人生：一个把生命献给京剧戏魂，一个在逃离与回望中撕扯半生。

　　有着戏曲表演功底的两位演员王镭与郭毕东，在《万火关》中曾化作两件充满生命的戏服——一件沧桑斑驳的“老年靠”，一件光华未绽的“青年靠”，以“物”之身诉说着等待、记忆与传承的寓言。在《下场》中，他们脱下戏服、走出衣箱，成为一对情感汹涌的父子：王镭饰演逃避半生最终归来的父亲唐宏鸣，郭毕东饰演身患绝症却执念登台的儿子唐驰；而“戏服”则以承载着特殊情感的载体出现，对于表演本质的探讨，也在剧中继续延展。

　　对儿子唐驰而言，“下场”是京剧演员谢幕前的最后一个身段，是他用生命守护的艺术尊严——即便癌细胞在体内扩散，他仍执着于“百家工程”的演出，要将唐派的唱腔与身段刻进艺术史。郭毕东将这份执念演得极具层次感：剧中嵌入的《火烧草料场》选段，既是唐驰艺术追求的具象化，更是他内心困境的隐喻——林冲“风雪扑面、大火冲天”的绝境，恰是他面对病魔与亲情拉扯时的真实写照。但他的执着在父亲眼中，却成了“被京剧吞噬的危险”——父亲说“京剧是肿瘤”，其实是怕儿子把命搭进戏台，这份藏在刻薄里的担忧，恰是父子冲突的根源。

　　而对父亲唐宏鸣来说，“下场”则是一场跨越半生的逃避与回望。他曾是“祖师爷赏饭”的好演员，却在最该登台的年纪逃去纽约，把京剧的功底藏进商场的算计里；他反对儿子演出，嘴上说“现在的京剧荒腔走板”，实则是怕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怕他也体会那份失落与寂寞。可当他说出“花云上场要当成下场，带着离别情绪”，当他演示《武松打店》里“刀尖擦头而过”的技巧时，那瞬间亮起的精气神骗不了人：他从未真正“下场”，只是把对京剧的热爱，藏进“纽约街头被误抓”的狼狈里，藏进“我是蒸不熟的铜豌豆”的嘴硬里。直到儿子的病越来越重，他才不得不重新面对艺术与亲情的狼狈回归，一点点捡回父亲与演员的双重身份。

　　父子二人的冲突，本质其实是两种“下场观”的碰撞：儿子唐驰要的是“台上谢幕”的体面，父亲唐宏鸣求的是“活着离场”的实在。最终，父子间的对立早已超越“要不要演出”的表层矛盾——它追问的是：当生命走向终场，我们该用什么姿态与世界告别？

　　《下场》最后一幕，儿子唐驰的黑白照片挂在墙上，父亲唐宏鸣却在舞台上练功，暗示着故事并未结束——唐派艺术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唐宏鸣的“下半场”也才刚刚开始。这种“未完待续”的处理，让“下场”不再是悲伤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就像京剧里的“下场门”，走出去不是结束，而是为了下一次更好地登场。

　　继《万火关》《蚀月》之后，邵泽辉导演持续真诚探讨人性情感与人生哲学的艺术追求，将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与现代话剧的写实叙事深度融合，让“戏”与“人生”互为镜像，使京剧世家的故事不再是“怀旧标本”，而成为与当下观众息息相关的“生命课题”。《下场》通过这对父子的故事，让人在告别与原谅里，获得更多感悟，同时思考该如何面对自己人生的“上场”与“下场”。（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