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九龙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始终绕不开“大一统”观念。以色列汉学家尤锐的《天下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再诠释》，将目光聚焦“思想实力”这一关键变量，试图解开中华帝国“无与伦比的持久性”这一困扰中外学者的难题。当我们把这本书放到学术谱系中对话、审视，能更清晰地读懂“大一统”观念如何成为贯穿中华千年的文明基因。

　　“思想实力”是关键变量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12年清王朝覆灭，帝制时期的中国走过了2100多年的漫长历程。这期间，内战频仍、外侵不断、叛乱迭起，人口增减不定、疆域伸缩无常，但贯穿其中的制度框架、文化内核和价值观念，却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这种“崩而不溃、乱而复治”的独特轨迹，让中外学者为之着迷。

　　西方史学界流传着两种影响深远的解释范式，都存在局限。一种是“环境决定论”，最具代表性的是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是由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催生的，因为水利工程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由此便形成了专制主义政体。这种观点把中国政治文化简化成地理环境的被动产物，完全忽略了思想观念和人的主观选择所发挥的能动作用。

　　另一种是“民族性格论”，把中华文明的持久性归因中国人“求稳”“尚和”的所谓“恒久民族性格”。这种解读，把鲜活复杂的历史过程抽象成静态的人性特质，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改朝换代的动荡与“大一统”秩序的重建能反复并存？为什么乱世之中，人们依然对“大一统”抱有执念？

　　在《天下一统》中，尤锐将“思想实力”视为解释中华文明持久性的关键变量。在他看来，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孔雀王朝等帝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漫长的思想准备和预先规划”。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执一词，治国方略千差万别，但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却形成了高度共识：“天下”必须统一。在尤锐看来，战国诸子口中的“天下”，不单单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整个已知的文明世界，而天下一统，本质上是要实现文明秩序的统一，而非仅仅是领土的统一。这种思想认知就像“遗传密码”，即便到了军事溃败、经济崩溃的绝境，也能为社会提供一套重建秩序的思想模板，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许倬云在《西周史》中有过相近的论述。他认为，西周通过封建制、宗法制、礼乐制构建的天下秩序，虽然没有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却奠定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文化共识。而尤锐则把这种“思想准备”从西周推演到了战国，勾勒出从“文化共识”到“政治方案”的思想演变轨迹。

　　为了更好地论述思想的影响力，尤锐还化用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他认为，“大一统”观念在古代中国，就拥有“政治文化方面的霸权地位”，不仅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同，更被普通民众、地方精英，甚至是异族统治者所接受。这种“霸权”，并非通过暴力强制实现，而是通过文化影响，也就是教育、习俗、礼仪等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形成的思想共识。

　　“大一统”观念的“霸权化”过程，始于先秦，成熟于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的“大一统”观念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然后通过教育体系、选官制度等，把这种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尤锐进一步指出，这种“霸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北魏孝文帝改革，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主动融入汉文化；元朝“行汉法”，沿用中原的官僚制度和文化传统；清朝尊孔崇儒，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这些做法，本质上都是对“大一统”观念的认同与适应。面对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王朝并非一味对抗，而是采取“战和相间、胡汉融合”的策略。汉朝和亲、唐朝羁縻府州、清朝盟旗等制度，都是在“大一统”框架下对“内”“外”界限的灵活调整，既维护了疆域统一，又包容了民族差异。

　　“大一统”不是僵化的教条

　　尤锐提出，帝国政治文化并不是思想框架单方面塑造的，也不是实践需求盲目推动的，而是在二者的复杂互动中形成并发展的。因此，中国的“大一统”观念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被不断重新解释、重新协商、重新调整的实践原则。这种存在于基本思想和制度框架之内的灵活性，成为帝国活力的真正源泉。

　　《天下一统》认为，先秦思想家留给后世的，不是一套现成的模式，而是一套基本原则和多种相互冲突的政策建议，这赋予了“大一统”观念框架充分的弹性。统一的基本原则保持不变，但具体政策可以根据时代需求灵活调整。比如，君主制、官僚制、统一文字等核心制度，稳定延续了两千多年；而土地政策、民族政策、选官制度等具体政策，则不断进行调整。

　　秩序的维持，不仅需要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协调，更需要统治阶层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儒家常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平民是政体之本，但平民又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在尤锐看来，这种悖论，恰恰促成了阶层互动的弹性。

　　他以宋朝为例，分析了这种互动模式。宋代文官制度高度成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影响力空前。他们一方面坚定支持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谏诤”制度制约君权。同时，士大夫还通过“义仓”“常平仓”等制度缓解社会矛盾。这种“君主—士大夫—民众”的互动模式，有效减少了暴政与内乱的发生，为“大一统”提供了强大社会凝聚力。

　　《天下一统》还谈到，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轨迹并非基于其坚不可摧，曾经历了多次严重崩溃，而是基于它能够在相似疆域上以近似于动荡前的功能结构多次“复兴”。这种复兴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主要参与者有意识地努力恢复他们认为是正常及规范的社会政治体系，即帝国秩序。以五代十国为例，这一时期政权林立、战乱不断，但政权统治者都把统一全国作为目标。北宋建立后，能迅速统一中原地区，正是顺应了这一思潮。

　　“比较帝国学”打开新思路

　　把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出现的帝国比较研究，称为“比较帝国学”。传统的“比较帝国学”往往以罗马帝国为典范，用西方标准来评判其他帝国，而尤锐主张，平等对待欧亚大陆五个“宏观区域”中的主要帝国，通过公平的比较，来凸显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芬纳在《统治史》中，把罗马帝国定义为“军事帝国”，认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它的疆域扩张，依靠军事征服；它的统治维持，依靠法律治理。罗马帝国实现了疆域的统一，但没能形成统一的思想文化共识，帝国境内宗教多元、语言各异，地方割据思潮强大。这种“军事—法律”的统一模式，在军事力量衰落之后，就很难维持下去。最终，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之后再也没能实现统一。

　　与罗马帝国不同，古代中国走的是“思想—文化”的统一模式。尤锐认为，思想统一优先于军事统一的模式，即便国家军事力量衰落，依然能基本维持疆域统一和社会稳定。典型代表是宋朝，先后面临辽、金、西夏等政权的威胁，疆域也比汉唐时期小了很多，但在文化上、思想上，依然保持着“大一统”的内核。科举制度照常推行，儒家思想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各地的文化认同依然强烈，这让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朝代之一。

　　再看古代南亚的孔雀王朝。它的统治基础，是佛教的非暴力思想与君主的仁政实践。但佛教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诉求，孔雀王朝的短暂统一，更多源于君主个人的政治抱负，而非整个社会的思想共识。所以，随着政治强人阿育王去世，帝国迅速走向分裂。

　　对比这几个大帝国，古代中国“大一统”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主动的思想建构。尤锐指出，这使得“大一统”观念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不仅存在于统治阶层的政治话语中，更渗透民众的日常生活、教育体系、价值观念。孩子从小读的经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节日习俗中，蕴含着“家国一体”的理念；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认同“天下一家”的观念。这种全民性的思想认同，是罗马帝国、孔雀王朝等不具备的，也是中华文明能够“屡败屡兴”的重要原因。

　　“比较帝国学”的代表性著作，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虽涉及多个文明的帝国，本质上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们总是以罗马帝国的兴衰模式为标准评价其他帝国的成败，符合该模式的就是成功，不符合的就是失败。尤锐主张“每个主要的帝国文明都被平等对待”，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帝国的独特逻辑，而不是用单一标准去评判优劣。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呼吁，对待本国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反对用外国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这与尤锐的比较视角不谋而合。通过平等的比较，尤锐不仅揭示了“大一统”观念对中华文明的核心意义，也为“比较帝国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尊重每个文明的独特性，从其自身的思想与历史出发，去理解它的发展逻辑。

　　《天下一统》的结尾提到，随着当今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回归，西方对历史发展的叙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欧洲社会政治和思想模式的盲目信任也逐渐让位于更为冷静的反思。这一时代背景为东西方重新审视“大一统”观念的现代意义提供了契机，也为应对现代社会面临的“统一与多元”“传统与现代”等矛盾提供了启示。（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