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昌珂

　　枪声——和平年代里不该出现的枪声，又在海因里希·伯尔作品中再次响起。第一次枪声，来自伯尔的长篇小说《九点半钟打台球》（1959）：书中的建筑世家第三代成员约瑟夫的祖母约翰娜，举枪射击了一名政府部长。第二次枪声，出自伯尔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27岁的女主人公卡塔琳娜·勃罗姆“在她的住所里开枪打死了新闻记者魏尔纳·托特格斯”。约翰娜的枪声，如同一记警钟，将沐浴在“经济奇迹”光环下西德社会精神迷失的人们拉回到那段他们不愿提起、甚至可能早已遗忘的“水牛圣餐”与“羔羊圣餐”的历史叙事之中。卡塔琳娜的枪声，则仿佛击中了整个西德社会的敏感神经——该书接连再版，先后被搬上银幕和剧台，持续引发回响。

　　卡塔琳娜是位“在两性问题上是极为敏感的，甚至表现得过于认真”的离婚女性，以当钟点工、临时工谋生。舞会上认识了戈顿，卡塔琳娜并不知道戈顿正被警察监视。戈顿的踪迹在卡塔琳娜家门前中断。警方闯入卡塔琳娜住宅，粗暴搜查，侵犯她的人权，将她带到警察局审讯，有罪推定地视她为戈顿“同伙”。审讯细节被透露给了媒体，《日报》记者托特格斯嗅到“商机”，制造爆点新闻博取眼球，对卡塔琳娜进行了一系列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诽谤报道。执法机构与公共媒体双重不公，短短几天内卡塔琳娜的清白名誉被彻底摧毁。托特格斯还利用卡塔琳娜的处境骚扰她和试图性侵，卡塔琳娜忍无可忍，用枪打死了这个记者。

　　乍一看，《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弥漫着侦探小说般的悬疑色彩，诸如拜访卡塔琳娜的神秘绅士为何隐姓埋名，还有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为何被枪杀以及被何人所枪杀等谜团，都在引发读者好奇与推测。悬疑色彩在伯尔的创作中是新鲜的，不过伯尔并没有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他的这部中篇没有处处设疑、悬念重重的情节，读者也不需要抽丝剥茧、层层追溯案件线索。小说开头处叙事者便说：“倒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刹那间拔出了枪，且还果真开了枪。”开宗明义地告知读者要探讨卡塔琳娜为何“还果真这样干了”的原因。

　　读这本书，读者有时候仿佛在聆听那位以“我们”自称的叙事者娓娓道来，如同一场面对面的交谈。叙事者对卡塔琳娜所遭遇的带有偏见的审讯、人格侮辱和隐私侵犯也有愤懑、嘲讽的口吻。审讯记录、媒体报道的出现，又模拟了卡塔琳娜的处境和面临的压力。故事进展以“追寻原因”为驱动，叙事作为旨在“解释清楚”的过程，一是给伯尔小说人物画廊添加了一位品行端正、坚守人格尊严与精神独立、读者愿意理解甚至是同情她最终的枪杀行为的女性形象，二是揭示了国家机器在运作中表现出来的冷漠与暴力，三是鞭挞了无良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惜造谣诽谤、践踏真相的卑鄙行径。

　　对伯尔与当时的德国读者而言，社会批判的展扬比小说灵动艺术形式的成功更为重要。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原西德社会经历了剧烈震荡。1971年末，西德城市凯泽斯劳滕发生一起银行抢劫案。同年12月23日，发行量巨大的德国《图片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称该案系“红色旅”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所为。两三周后的次年1月，伯尔在《明镜》周刊发文批评《图片报》在警方无证据的情况下便将案件归咎于“红色旅”，指出此类凭空妄断的报道无异于煽动“私刑”。1972年6月1日，西德警方在法兰克福逮捕安德里亚·巴德尔时，亦对伯尔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度假屋进行了搜查。也正是在这一年，伯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既不色调灰暗，也无一抹亮色。伯尔将对公权不公的批判，与对语言被无良使用的后果的揭示，融汇于卡塔琳娜的悲剧之中。与其将小说视为伯尔与那时某些社会关系发生紧张状况的影射，毋宁理解为伯尔对彼时德国社会公共领域现实危机的一个文学回应。德语文学里，如果说公权不公之恶已有卡夫卡《审判》荒诞方式的先知式寓言表现，那么语言滥用之恶——造谣、诽谤如何毁灭了一个人——则是在伯尔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撼的文学呈现。

　　作为一个以语言为工具、媒介的作家，伯尔深知语言的构建性与遮蔽性、沟通性与误导性，简而言之是深知语言的双面性。上世纪50年代末，在题为《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的一篇获奖致谢词中，伯尔就严肃地提醒人们：必须清醒认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脆弱而危险的边界，必须以良知驾驭语言；若丧失良知地滥用语言，实则在构成“一种令人恐怖方式的犯罪”。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中单向度描写的记者托特格斯那些肆意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改换概念、玩弄辞藻的行径，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声誉毁灭，这在读者的体会层面上就是在犯罪。托特格斯的滥用语言的行径中还有一种方式不得不提，这位记者在他撰写的采访报道中还这样写道：“格曼斯布洛希的牧师提供材料说：‘我相信勃罗姆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她的父亲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员，她的母亲由于我的恻隐之心有一段时期在教堂当清洁工，可是她却偷窃教堂的弥撒酒，并和她的情夫胡作非为’。”暗示卡塔琳娜的家庭就是一个孩子也将会是罪犯的渊薮。

　　表面上伯尔是在写不良记者通过暗示手法将卡塔琳娜标签化，实质是在对西德社会进行一个揭示。这里，笔者想到了海明威提出的“冰山原则”：“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而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足够真实，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东西。”伯尔只用写“她的父亲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员”一句，那时的德国读者就立即感受到了托特格斯对卡塔琳娜制造了多大的舆论压力。“共产党员”一词在当时西德社会的负面语境，使得它成为一种足以攻讦个体的工具。

　　如同当年《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后歌德被教会指责是在美化自杀行为，《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发表后也有人指责伯尔是在美化暴力，更有人在媒体上公开指陈伯尔同情恐怖分子。不过这些都不妨碍德国读者有他们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德国读者喜欢伯尔及其作品，喜欢伯尔在德国公共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喜欢伯尔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利用作家身份“公开说出别人出于政治原因无法言说之语”（伯尔语）的艺术家勇气。截至2007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仅在德国本土的销售就突破了600万册。

　　2025年是伯尔逝世40周年。再读伯尔这部中篇，笔者还注意到了书中描述的“吃瓜群众”的表现，并意识到伯尔虽仅对此作了简单描写，却是给小说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也即是说，伯尔间接批评的社会大众出于低级趣味的窥私心理，对于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也有现实意义。（李昌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