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 康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方言因其独特的构词、造字和表意方式而具有特殊的力量。王希杰先生在其专著《汉语修辞学》中指出：“方言成分的适当采用，可增添作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尤其如此。”这一点在小说《吕梁英雄传》中得到了极致体现。

　　2025年是《吕梁英雄传》问世的八十周年。它是解放区流传至国统区的首部长篇小说，作者马烽、西戎两个人都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也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小说的叙事视角聚焦于山西吕梁山区的村落，通过方言这一“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让革命历史叙事从意识形态的高地“落地”到具体的空间和生活之中。这部作品，打破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刻板感，让战争年代的村庄生活、民兵抗争变得真切可感。

　　方言词汇：扎根乡土的命名之道

　　《吕梁英雄传》中的方言词汇覆盖面广，从名词到动词，从形容词到拟声词，不一而足。这些方言词汇全方位还原了吕梁山区的生产生活图景，让宏大的抗战故事有了具体可感的环境背景。

　　名词性方言词是勾勒地域风貌的核心，自然景观类如“土楞”（田地边上的小山坡）、“山峁”（圆顶小山头）、“水圪凹”（地面凹陷处形成的小水洼）等，精准呈现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貌，为故事搭建起极具地域辨识度的舞台；器物类的名词有“铁圪蛋”（指铁制的球状物，在小说中通常用来指地雷）、“箩头”（藤条编的盛物器具）、“窝窝”（粗粮面食），把当地军民的战斗与生活场景具象化；社会事务类名词的使用更藏巧思，小说中往往利用方言的谐音造成幽默风趣、一语双关的表达效果。比如，第二十二回，民兵们针对是否要在除夕夜值守发生了争执。大部分民兵同意放弃除夕夜阖家团圆的机会去村外放哨，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认为除夕夜日本军队不会进村侵袭而不同意放哨。在这种语境下，民兵孟二楞利用方言“过年”和“过周年”的类似的发音对后者进行劝阻：“敌人报仇还管你过不过年？又不是娶媳妇嫁闺女，要挑黄道吉日。要是敌人来了，哼！过年？我看过周年吧。”在这种语境下，孟二楞的发言引起了共鸣，在反复争执之后，全体民兵一致同意加强岗哨。

　　方言动词最能反映某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劳作方式。单音动词“搂”既指拢柴禾，也可以指“搂火”，即扣动扳机，一词两用，贴合了生活与战斗场景；形容词与副词类方言词增加了语言活力，如“灰”一字，既形容人德行低劣，也表“炸个灰”的彻底摧毁之意，“假眉三道”指装模作样做某事，“鬼鬼溜溜”形容鬼鬼祟祟的样子；拟声词的运用则让场景更具沉浸感。“圪圪嗤嗤”是笑声、“圪哇圪哇”是呕吐声、“圪嚓”是碎裂声，“圪”是古代汉语在山西方言中的遗留，体现了山西方言的鲜明特色，精准模拟出不同场景的声音质感。

　　《吕梁英雄传》正是通过大量颇具表现力的方言用词，加强了故事的地域辨识度与感染力。

　　方言熟语：民间智慧的生动表达

　　据统计，《吕梁英雄传》中总共运用了近70条方言熟语（其中包括惯用语、歇后语和谚语），它们都是民间智慧与生活经验的结晶，体现了小说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格。

　　方言惯用语的结构和成分比较稳定，而且比起官方的概念，表达更生动。《吕梁英雄传》使用的这些惯用语多通过比喻产生新义，形式短小精悍。如“装葱卖蒜”表示装糊涂；米汤是黄土高原人民最常见的一种食物，“灌米汤”比喻用甜言蜜语奉承人；“闹红火”原是吕梁正月的民俗活动，即正月十五闹元宵，小说中被用来指添乱挑事的行为，让对人物行为的批判更接地气。

　　歇后语由谜面、谜底两个部分组成，是形象而俏皮的口头用语。如“榆皮青石包饺子——又光又顽”，榆树皮光滑，青石坚硬，像包饺子一样用用树皮包石头，比喻人的固执不知变通；“铁棒敲钟——灵锤锤”，在方言中敲钟的铁棒就是“灵锤”，也指一点就通、悟性很高的人。小说中，民兵张有义引用这句歇后语赞扬吴秀英，认为她聪慧伶俐。这些歇后语形象俏皮，既是生动的修辞手段，也是民间思维的直观体现。

　　谚语在小说中数量最多，几乎占了所用方言熟语的一半，几乎每三章就出现一句。“天阴总有晴天时，受苦人总有翻身时”表达乐观信念；“人心隔肚皮，里外不相觑”总结人际经验；“杀人要见血，救人要救彻”阐明做事原则。这些谚语既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民间智慧的总结。谚语融入对话，让说理劝谕更易被接受，也让人物形象更立体。在反派人物的塑造上，谚语尤其功不可没。汉奸王怀当以村民刘善道杀人为名向其敲诈勒索，刘善道夫妇试图用二百大洋平息事端，却被王怀当威胁：“顶着鹅毛不知轻，压着磨盘不知重。二百块票子就想买条人命？！”一句话就将地头蛇的庸俗阴险和狡诈凶狠表现得入木三分。

　　方言与人物：小人物的历史舞台

　　《吕梁英雄传》让方言成为人物身份的标志和性格的延伸，让这些角色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民兵孟二楞的“二百五脾气”、康天成的朴实坚韧、桦林霸的阴险狡诈，无不是通过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得以凸显。方言的使用又让叙事重心下移，普通农民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而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则呈现大时代的波折。在小说中，农民出身的民兵们用最朴实的语言讨论战略战术，用最直白的表达抒发爱国情感。这种语言选择打破了革命历史叙事可能存在的刻板化倾向，让宏大历史与日常生活无缝衔接。正如小说所展示的，历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具体行动构成的。

　　小说的语言实践推动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是让文学回归大地、回归人民的自觉努力。这种努力在今天仍具启示意义：真正的群众视角需要从尊重和运用群众的语言开始。《吕梁英雄传》通过山西方言让抗战叙事“落地”，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建立起历史与个体的联系。这种方言书写是对革命历史的忠实记录，也是对地方文化与民间智慧的致敬。扎根乡土的语言，能让宏大的时代故事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八十年后再读《吕梁英雄传》，我们仍能从这些充满泥土气息的方言中，感受到历史脉搏的真实跳动。在文学创作日益同质化的今天，方言成为抵御单一表达、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宝贵资源。近年，陈彦的小说《装台》用西安方言书写，展示了当地语音，也符合人物与情节设定；而金宇澄《繁花》用沪语叙事的方式也引发了热潮，这些都共同证明了方言文学所具有的生命力。方言不仅是独特的语言形式，更是民间智慧、地域文化、情感温度和生活方式的体现。

　　（作者系天津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