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新

　　看了楚剧《田耕牛本传》之后，便联想到近些年反映农村农民生活的另外两出戏曲现代戏——秦腔《狗儿爷涅槃》和滑稽剧《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两相比较，感慨颇多。

秦腔《狗儿爷涅槃》剧照。（图片源于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公众号）

　　秦腔《狗儿爷涅槃》是刘锦云改编的同名经典话剧。他生前曾对笔者谈及，同一出戏，他写话剧用的是“脑子”，而秦腔用的是“心”。言外之意是，话剧源自他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乡村农民命运的思考，而同名秦腔则渗透了他更多的情感。剧作家个人的肺腑之言确实触及了从话剧到戏曲所呈现出的舞台风貌的变化，从狗儿爷陈贺祥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在20世纪中后期和土地之间的复杂而纠结的关系。狗儿爷的土地梦几乎是所有传统农民一直都在做的梦，而狗儿爷也成为一切吃苦耐劳的优秀农民的集合体。这个形象虽然说不上多么深刻，但他经历了从“做梦”到“涅槃”的过程，凝聚为一类形象的代表，所以可以把狗儿爷这种人物称之为是“类型”。深谙戏曲之道的刘锦云把传统戏台上描摹人物的手法运用到了处于社会变革期的农民身上，把“狗儿爷”这一类型化人物成功从话剧再生为戏曲，为这一经典形象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秦腔《狗儿爷涅槃》中的“狗儿爷”是个“类型”，那么滑稽剧《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中的陈奂生就是个“典型”，属于我们经常提及的“这一个”。这出戏的主人公源自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原著中的主人公是个既可爱又可笑的农村小人物，作家借助这一形象展示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民填饱肚皮之后在精神层面的困惑和矛盾。滑稽剧的主创们借用了“陈奂生”这个名字，把这一形象置于更长的社会变革背景中，既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反思了在这种变化和成就背后，中国农民身份转换和精神蜕变中的艰难和痛苦。这出戏让“滑稽”走向“崇高”，人物塑造丰富而深刻，再加上极富传奇色彩的情节设置和魔幻般的舞台呈现，成为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典型创造。此剧的创作者没有躺在“陈奂生”这一经典IP上讨巧偷懒，而是深扎生活，苦心孤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持续深化和丰富这一形象，为当下农村农民题材的戏曲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和典范。

楚剧《田耕牛本传》剧照。（图片源于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公众号）

　　如果说狗儿爷是个成功的“类型”，陈奂生是个成功的“典型”，那么田耕牛就是个不太成功的“劳动密集型”。之所以以“劳动密集型”名之，是因为在这出戏中，笔者发现田耕牛就像是个虚浮飘荡的符号，思想意识完全隔膜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看上去持守本心，一门心思只知道种地，但对种地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却不闻不问。创作者用意明显，其主观上就是要把田耕牛封闭在一个和外部世界隔绝的时空中，以此展现他和时代的脱节，但问题是，田耕牛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种地的动机从何而来？在三幕大戏展现出的四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田耕牛的命运遭际几乎全靠浮皮潦草的斗嘴和吵闹予以简单化解决，农村经历的社会变革成为舞台上的符号标签，在以田耕牛为代表的人物身上逐一贴了个遍，却回避了类似《狗儿爷涅槃》和《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中的深沉反思。除了种地、种地再种地，劳动、劳动再劳动，其余一无所有，他身上本该折射出的斑驳色彩显得单一黯淡，于是形象塑造一落再落，就只剩下一个“劳动密集型”。

　　农村农民题材的戏，可以比较的地方很多，但基本离不开婚丧嫁娶、养儿育女、种地吃饭等等，这三个话题也都涉及到了这些看似琐碎但却事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

　　先说婚姻。

　　狗儿爷的婚姻是悲剧。这个悲剧从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的特殊历史时期。狗儿爷因为贪财得了芝麻丢了老婆，在剃头匠苏连玉的撮合下娶了小寡妇冯金花，本来和和美美的日子在“大集体”风潮中烟消云散，于是狗儿爷疯了。冯金花熬不住饥饿和寂寞，改嫁民兵连长李万江，而糊里糊涂的狗儿爷还要在人家新婚之夜时去听窗户根儿，浑然不知别人的新娘曾经是自己的老婆。

　　陈奂生的婚姻是荒诞。在吃饭都是问题的年代，老光棍陈奂生有一碗饭却没有老婆，正好撞上了需要一碗饭的叫花子傻妹，就因为傻妹“有腰有胯屁股大能生孩子”，于是在队长王本顺的搓弄下，两人各取所需成了亲。但到这里，这桩荒诞的婚姻才开了个头，等到后来有了粮食，傻妹却因为吃生米喝凉水撑死了；到了1978年分地的时候，王本顺又因为陈奂生和傻妹没有结婚证，拒绝给傻妹留下的三个孩子分地，于是陈奂生无奈只好和傻妹的相片重新拜堂成亲——活人和死人再次结婚，以此才换来应得的土地。

　　狗儿爷和陈奂生这两个农民的婚姻中都有一个疯子，前一个是老汉疯，后一个是老婆疯，虽然疯的人不一样，但畸形时代中让人疯狂的原因和代价却同样深刻和让人动容。

　《田耕牛本传》一开头似乎也要为种田能手田耕牛设置一个婚姻窘境：因为他夸下海口“谁给我说个媳妇就超卖余粮一万斤”，于是引来了年纪大、长相丑的女同学胖丫；田耕牛看不上胖丫，却被报纸和村民道德绑架，无奈只好娶了胖丫。

　　这样的开场就有些太过随意：首先，田耕牛既不是三十八岁的鳏夫狗儿爷，也不是吃不饱饭的老光棍陈奂生，而是看上去英俊潇洒的种田能手，他为什么年届三十还打光棍？编剧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不得而知，但细心的观众会想。其次，田耕牛看不上又丑又胖的胖丫，本不是什么罪过，为什么村民和他的老爹就非要把这样一个胖丫硬塞给他当老婆？难道只有胖丫才能换来那一万斤余粮？难道田耕牛娶一个漂亮女人就无法兑现自己“超卖一万斤余粮”的诺言？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田耕牛交余粮和娶胖丫之间的必然逻辑。再到后来，田耕牛的老爹逼迫儿子娶胖丫的理由竟然是“家有丑妻是宝”！这个爹也太不像亲爹了！谁家的亲爹专为儿子挑丑女人当媳妇？

　　当然，我们也明白主创这样做戏的用意，一是制造喜剧效果，二是要表现田耕牛率真鲁莽的个性，但这种设置过于任性，不通情理，不讲逻辑。退一步说，即便这种设置合情合理，受舆论操弄的田耕牛无奈之下娶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胖丫，这无疑是埋下了此后婚姻悲剧的种子，沿着这条思路来写未必不出好戏，但我们看到创作者意不在此。接下来的戏是田耕牛迷途知返，迅速向胖丫告罪求亲，然后欢天喜地娶了胖丫。看到这里观众不禁要问，田耕牛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对这种道德绑架外加老爹包办的婚姻竟然没有丝毫不满和反抗？

　　我们当然也明白主创的最终用意，胖丫虽然又丑又胖，但她毕竟曾经是农业学大寨的铁姑娘，就凭这一点，你田耕牛为什么不爱？你不爱就证明你是贪图外表爱慕虚荣！你不爱就证明你的思想不那么纯洁健康！所以，田耕牛不但要赶紧爱上胖丫，还要幡然醒悟，对自己没有爱上主动送上门来的又丑又胖的胖丫痛心疾首！是的，让一个种田能手和铁姑娘结婚成亲，这在社会伦理上是无比正当妥帖的，这很符合主创先入为主的思路，至于是不是符合人物和剧情，似乎不在创作者的考虑范围之内。

　　如果说狗儿爷和陈奂生的婚姻多多少少有些特殊历史时期中让人心酸和痛楚的“瞒”和“骗”，那么田耕牛的婚姻就是主创们基于主观意念不顾具体时代背景和人物处境的“硬给”。

　　再说儿女。

　　狗儿爷因为是类型化塑造，这就决定了其他人物都要为狗儿爷服务，所以他的儿子儿媳这两个人物形象便稍显单薄，狗儿爷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仅是围绕门楼的拆与留展开，他们也仅是新时期之后年轻农民一代的象征而已。

　　陈奂生的三个儿女则几乎个个都是鲜活的典型，老大陈两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当了局长，却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老二陈斤游手好闲、招摇撞骗，天天琢磨如何把土地变现；老三陈吨当了村里干部，苦口婆心劝说老爹赶紧流转土地跟上形势。三个儿女三个爹，和陈奂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陈奂生为了当年傻妹临死时的一句嘱托，依旧含辛茹苦替别人养大了三个孩子，最后却发现“自己塞给了孩子们吃的，却没有塞给他们良心，给他们留下了吃的，却没留德”。剧中陈两因为贫困而导致的心灵扭曲，陈斤得知陈奂生病危后勾心斗角争夺遗产，这些创作者都没有回避，因为他们洞悉了身处变革时代的农民在走上小康之路时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所遭遇的挫折。这些代价和挫折，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产物。

　　《田耕牛本传》也写了主人公和儿女们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为女儿大凤选女婿和土地流转两场戏中。我们先来看看田耕牛选女婿的标准：一要会用镰刀割水稻，二要能使扁担挑草头，三要能说出二十四节气。看到这里，估计有观众会发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就这样被此剧的主创们一笔勾销了！试问，时代都已经进入了21世纪，田耕牛竟然还在炫耀传统农耕时代的耕作常识，而且还要以此作为标准选女婿！即便是改革开放前，农村选女婿还要讲究个当兵提干或城镇户口，田耕牛如此闭目塞听、隔绝于世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

　　艺术家当然有创作任何人物的自由，哪怕是与时代严重违和的人物，但前提是你要告诉观众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样！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生存的土壤和环境，狗儿爷是因为有个地主梦，陈奂生是因为饿怕了，田耕牛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在招亲这场戏中，大凤的男朋友丁志强劝说田耕牛要跟上时代，自己家种田早已机械化了。此时，笔者特别希望看到田耕牛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这里很可能要揭示田耕牛顽冥不化的深层动机，结果主创就让田耕牛来了一句“光说不练是怂包”，这场戏就完了。这不是田耕牛不讲理，是编导不讲理。

　　最后说说种地。

　　三出戏说的都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只不过在时间上陈奂生和田耕牛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而狗儿爷则应该是他们的父辈，这就决定了狗儿爷的命运遭际和后面两个人物差别很大。狗儿爷是老财迷，上炕认得媳妇，下炕认得鞋，出门认得地。陈奂生是个漏斗户，田耕牛是个农状元，身份境遇有别，但对土地政策的变化和时代变迁都有类似的疑惑和抗拒。

楚剧《田耕牛本传》剧照。（图片源于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公众号）

　　如上所述，狗儿爷、陈奂生和土地的复杂而扭曲的关系是通过深植于人伦亲情的戏剧性冲突来展现的，而田耕牛是通过不断的讨论、吵架、说教来展现的，至于人物的命运遭际、剧情的跌宕起伏、几十年的农村变迁，不能说戏里没有，但基本上是从概念到概念。狗儿爷的悲剧形象落笔于烧门楼，陈奂生的悲剧形象落笔于为陈两举家还债，而田耕牛的形象落笔于一次冗长的儿女轮番上场的说教。

　　这里就不得不提田耕牛“装死”这场戏。这场戏一不符合现实逻辑——不明就里的儿女们看着老爹生命垂危，不赶紧送医院还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改变主意跟上形势，真是急死个活人！二是也不具有喜剧效果，又沦于观念之争。但是，主创却给了观众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几十年不肯抬头看看大千世界的田耕牛，忽然被儿女们说服和打动了，然后起身签字画押同意土地流转，矛盾冲突之解决竟然如此简单粗暴！田耕牛既不需要狗儿爷的涅槃，也不需要陈奂生不断质问吃饭到底是不是问题，只需儿女们耳提面命的一番教导，就万事大吉、阖家喜庆了。于是，观众再次见识了主创不靠剧情、不靠人物，只是单靠唱词说教就可解决戏剧冲突的手段——如果说这种观念之争权且还算戏剧冲突的话。

　　总之，田耕牛反对进城务工，反对土地流转，反对四十年多间农村出现的任何新生事物，这样写人物也没什么不对，不对的是我们看不到这种独特偏执的性格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主创的强行设定，告诉观众田耕牛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而非他沿着命运轨迹自己走出来的。田耕牛几十年如一日地种地种地再种地，在土地上劳动劳动再劳动，那么他是否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农资农机成本多少年来涨了好几倍但粮食却长期低价？他是否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农民单靠种地是根本没法挣钱养家、供儿女读书上学！剧中去城里打工的乡邻也在不停地向田耕牛发问。其实不用我们问，也不用剧中人问，田耕牛有儿有女，当然比谁都清楚！可创作者就是故意不让他知道，而且每当面对这样的质问，田耕牛多数时候是不说正话，顾左右而言他。这到底是田耕牛在耍奸使滑，还是主创在偷懒？

　　《田耕牛本传》从1980年代初期一直写到2023年，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主创忙着给人物贴标签，从土地承包贴到进城务工，又从进城务工贴到土地流转，还不忘不失时机地划上农业生态园、AI技术等等时髦的符号，一路贴标签、划符号的结果是把人物给遗漏了，把当代中国农民的个体命运与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命运的紧密相连的关系给遗漏了。当田耕牛面对进城务工乡邻的质问时，不能只凭一句“自己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台词就可轻易打发，农民田耕牛要真诚地面对内心，艺术家要真诚地面对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中国农民。(赵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