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文雨

　　当下，新媒介技术几乎可以将视觉的“真实”无限展示至像素层面，但当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涅瓦河畔的遐思——列宾艺术特展”，在那些横跨一个多世纪的画布面前驻足，我们似乎不再重视画家画得“像不像”，而是略显沉重地追问，在技术介入视觉呈现及多元化审美的今天，列宾式的现实主义是否还存在着一种无法被替代的温度与价值？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1930）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不仅是俄罗斯精神的伟大史诗，更是世界写实主义艺术传统中难以逾越的高山，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92件作品，涵盖素描与油画两大类别，展览按照时间叙事逻辑分为四个篇章：“河畔船歌”（1867-1876）、“广袤大地”（1877-1882）、“时代史诗”（1880s-1890s）、“暮色沉思”（1900-1917），系统地展示了列宾从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开启艺术之路，到加入巡回展览画派转向现实主义的探索，再到晚年定居佩纳特庄园的完整艺术轨迹。观众可以跟随指引路线，沉浸式感受列宾波澜壮阔的一生。

本次展览的四个篇章。（图片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艺术的使命不在于避世的遐思，而在于勇敢地直面生活本身。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在俄国改革和社会民主运动的背景下生发，他们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与陈腐的学院派发起视觉反叛，秉持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的原则，力求真实地记录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底层人民的真实命运。同时，他们也受益于契斯恰科夫的教学体系，在经历了19世纪纷繁复杂的时代变化后，仍然维持西方的写实传统。在此基础上，俄国艺术家找到了遵循传统与借鉴外来文化的平衡，他们根植于俄罗斯本土的艺术传统，学习西方绘画技巧，创造出具有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比如弗鲁贝尔在融合装饰艺术与俄国传统艺术手段当中寻求富有特色的民族性造型语言，克拉姆斯柯伊在作品《荒野中的基督》中以宗教人物来比喻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等。

　　此次展览也展出了列宾基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的社会背景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宣传者被捕》《忏悔之前》《意外归来》等。在《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中，列宾描绘了一个正在缓慢行进中的宗教队伍，以传神的笔触定格了一个压抑而躁动的社会生活切片：佝偻难行的农妇、麻木疲惫的抬轿人、残疾的驼背乞丐、大腹便便的神职人员、挥舞皮鞭的差役和骑在马背上趾高气扬的警官。这种叙事性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社会纪实，它是一种情感注入后的视觉话语建构。画家将底层人民生存的艰辛、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冲突、信仰与伪善、苦难与坚韧、灵魂与肉体皆浓缩于这一行进的瞬间。这幅高178厘米、宽285.5厘米的大尺幅油画，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每一位驻足画布之前的观众都面色凝重，仿佛正在观看一部苦难叙事的群像电影。列宾在历史画与风俗画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得风俗画也具有像历史画那样启迪民众、激发良知的教育意义。

　　《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1881—1883年布面油画，178厘米×285.5厘米,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藏。（图片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靳尚谊先生在观展后评价道：“油画的美感是由于在真实中的体积、空间、造型严谨所体现的一种厚重的、丰富的美；色彩吸收外光，光线不同、色调不同，形成一种和谐的美；这些油画特点在列宾的所有作品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在列宾的作品中，观众可以通过这些厚重、丰富、和谐的视觉享受，在无声中感受崇高、坚韧的灵魂洗礼。

　　列宾的现实主义作品也为中国现代美术提供了重要的范本，他作品中的“人民性”也是现实主义艺术最宝贵的传统之一，那份热爱民族、关怀底层人民的真挚情感与20世纪初徐悲鸿等艺术家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不谋而合。

　　20世纪50年代，马克西莫夫（Konstanin Maksimov）将“苏派”教学体系引入中国，以自然、写实且富于情感的方法表现国家与社会重大议题，使中国油画摆脱了“土油画”的粗野面目，向专业化、体系化转型。从世界美术史的维度来看，现实主义这一美学范式始终扮演着社会观察、民族启蒙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角色。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国家级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的开展，现实主义再度回归宏大叙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塑造的典型形象出现在当代艺术领域中。这种回归并非旧调重弹，而是将列宾式的写实传统与现实主义范式融入当代的视觉文化特征。沈嘉蔚、李如的《百团大战》描绘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的场景。画面中，碉堡矗立、烽火弥漫，创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手法将八路军与敌人激烈肉搏、军民合作破坏铁路等残酷的战役场景浓缩于同一画面，磅礴气势超越了单一时空的限制。徐青峰的《血战台儿庄》、赵力中的《1944·中国远征军》，都呈现出中国军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抗战精神。新时代下，现实主义聚焦于脱贫攻坚、美丽中国等当代议题。商亚东的油画作品《最美太湖水》通过逆光手法捕捉了科研工作者治理太湖水的场景，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生命力。

商亚东《最美太湖水》 油画,230cm×500cm 2019年,中国美术馆藏（图片源于中国美术馆）

　　数字化技术手段的介入带来发展与困境，当代美术在追求多元化形式与创新媒介时往往会陷入“精神空虚”的境地，部分艺术创作面临着技术复制对灵感的挤压，技术逻辑掩盖了人文逻辑，使得艺术创作也出现了“技术优先”的倒置现象；由于将“艺术之真”的理解狭隘地定义为简单的视觉呈现，部分创作流于表面形式，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也缺少对与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最终导致精神内涵的空洞；审视当代美术教育，目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的教条化倾向，写实训练与观念表达产生严重割裂，出现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写实技巧”的误区，忽略了现实主义所蕴含的批判性与思想性，使创作沦为一种机械、精巧的描摹。

　　针对以上问题，美术界需要在新的时代坐标中重构现实主义。第一，对于今天的艺术工作者来说，创作仍然需要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捕捉转瞬即逝的生动细节及情感，从“技法”自觉转向“精神”自觉，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真实力量。第二，应当明确技术在人的主体意识之下。当代艺术工作者要寻求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平衡，将新技术变成表达的新媒介，实现传统精神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第三，美术教育必须突破单一的技术指标，引入“社会价值”的多维评价体系。现实主义并非写实技法，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论。艺术可以超越时代，优秀艺术作品是表达时代声音的载体。这就要求当代美术工作者在具备专业能力之外，还应具有敏锐观察力、独立思考能力等综合素养。

　　中国当代的艺术实践无法摆脱工业化、理性化管理等现代性内核而空谈后现代，现实主义不仅是西方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起点，更是中国艺术在社会转型时期解决现实问题，寻求正确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目前，我们正处于审美范式高度碎片化、数字化浪潮激荡、信息与图像泛滥的时代，当代美术往往会陷入一种意义不确定、感官主义与价值虚无的怪圈，并且面临着真实感消解的危机。现实主义在今天绝非某种陈旧风格的迟暮回响，而是抵抗数字媒体“拟像”洪流的武器；现实主义精神作为艺术家观看生活与世界的方式之一，不仅可以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更是在创作过程中纠正虚无主义的精神灯塔。

　　重新审视列宾，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对“写实技法”的膜拜，而演化为一场关于“艺术如何介入现实、如何承载民族精神”的深层思辨。展览中列宾92件精选作品构筑起的不仅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图腾，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追问。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对苦难的同情以及对美好的向往是列宾式的现实主义在纵横复杂的时代与风格中屹立不倒的根基。而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现代逻辑中，人的主体性往往易被忽视，滞于表象的创作与图像不具备强有力的社会性与英雄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在建构一种整体性的、具有厚度的人性体验。这种体验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感知之上，它要求艺术家关注具体的人类命运，强调人的主体性，直面当代社会中的断裂、冲突与异化。当代美术需要现实主义精神。

“涅瓦河畔的遐思——列宾艺术特展”展览现场。（图片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场国内迄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列宾艺术特展，不仅仅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一个美好契机，更是一面穿越时空的棱镜，折射出当代艺术创作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再度审视。重新审视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在审视艺术家个体的职责，现实主义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都是美术创作的重要方法和指导思想。未来中国的艺术发展，应当继续坚守“美是生活”的真谛，以人为本，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历史语境，以全球化视野回应瞬息万变的时代关切，关注人类共同的命题，持续激发民族独立的主体意识与时代精神。在这个万物互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艺术绝非象牙塔中的自我孤立与欣赏，当艺术家的笔尖触碰时代的痛点时，这便成为一场连接社会与历史、形式与思想、瞬间与永恒的视觉对话。(蒋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