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阳

　　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近日于蓉城热演，其原型人物伊莎白·柯鲁克（加拿大籍人类学家、教育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15年生于四川成都，她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在华西坝度过，这片土地也是她认知中国的第一课堂。此次《伊莎白》回归她的“第二故乡”，引起了当地观众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共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莎白》以曲艺形式为主，辅以交响乐、多媒体视觉艺术与AI技术，打破了曲、诗、音、画的传统界限，构建出了一个“曲中见画、诗境传声”的通感舞台。其主创团队不仅包括知名艺术家黄宏，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杨澜、大山，还集合了吴新伯、冯欣蕊、刘引红、张徐等众多曲艺名家。这种曲种互渗，艺术门类上的深度协作，重塑了传统曲艺的审美形态，也为民族形式、中国话语，以及如何讲好世界故事，提供了一条兼具文化主体性与艺术创新性的坚实路径。

　　跨界融合如何坚守曲艺本体

　　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虽融通了多种艺术形式，但仍以曲艺为本体，通过“守魂、破形、创生”的辩证路径，实现了对其更深刻、更当代的坚守。

　　从叙事长度来看，清音、大鼓、扬琴、快板、单弦等多个曲种，服务于人物及情节的要求，自始至终贯穿全篇。在交响乐、主持人串联、大屏幕影像等多个舞台区域中，曲艺演唱区是最核心的叙事场和情感场，承载着最直接的情感冲击和故事推进。

四川清音《童年华西坝》。（图片源于百家文艺网公众号）

　　其“破形”，主要体现于表演、伴奏、乃至上下场方式的变化。如四川清音《童年华西坝》的表演者罗捷，通过委婉灵动的嗓音，意态无穷的形神技巧，生动刻画了伊莎白在华西坝的童年生活。四川清音的表演一般左手执板、右手敲鼓、击节而歌，歌者通过静态的微相表演传达复杂的情绪。但在表现“万县惨案”遭受英军轰炸的场景中，却将传统曲艺的口头演唱辅以身体的“比做”方式，调整为“再现”的、更为夸张的、激烈的戏剧化传达。这种表演形式的变化，是为“破形”，却深度契合舞台的规定情境，且保留了清音的招牌声腔“哈哈腔”，其“舌尖弹音”的技巧也令观众叹为观止。

四川评书·四川扬琴《情定泸定桥》。（图片源于百家文艺网公众号）

　　相似的“破形”也出现在四川扬琴《情定泸定桥》的段落中。传统扬琴正襟端坐，分角坐唱，以声传情。但此处在扬琴五方乐队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大交响，歌者由坐唱改为站唱，兼具歌剧表演的特色和状态。这种微调，服务于综合艺术的统一和整体。“这厢烽火燃，那厢心相牵，此心安处是桃源？”通过扬琴越调与管弦乐的层层堆叠与递进，不仅深度挖掘了伊莎白复杂而崇高的个人情感，且体现了四川扬琴散韵结合、深沉内敛的独特韵味。湖北大鼓《相聚武汉城》随着台唇的升降台缓缓上场，不仅增加了“东方马德里”英雄群像的历史感和厚重感，且营造了更具冲击力的视觉景观。而第二幕四川评书的转场通过一桌一椅的典型环境，自然切换到“茶馆”的场域中。“全景式”“交响化”的创作思维使得不同的曲种跳脱了原有的壁垒，引入适度的戏剧调度、肢体语言、舞台视觉，极大地增强了单一曲种的表现力。

　　此外，《伊莎白》以各曲种的曲体为本，在民族音乐和管弦乐的结合上，也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武汉大鼓的基本伴奏乐器虽加入了大提琴，但板鼓、琵琶等特色乐器依然得到强化和保留，管弦大乐队在陕北说书《红日照延安》中引入“东方红”的曲调，在长子鼓书《情系十里店》中，丝滑切入“白毛女”的旋律，从听觉上强化、延伸甚至诠释着曲艺的表演。主创的工作流程也确保了曲艺表达的“基因纯正”，首先在保留曲艺唱腔、韵味、节奏的基础上，作曲才进行配器和演奏。因此《伊莎白》的音乐语言，“以传统为核，以现代为翼”，二者并非简单的拼接，而是形成呼应、对话和复调性的发展。

　　曲苑破壁如何统一戏剧叙事

　　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集四川清音、四川扬琴、湖北大鼓、陕北说书、苏州评弹等十二种曲艺形式，将如此风格迥异、各具殊味的曲种服务于同一时空、同一人物，“南腔北调，共冶一炉”，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安排它们的出场顺序、叙事分工和情感承递，才能形成一条清晰、有力、层层推进的戏剧主线？如何在极致的多样性中，创造出统一的、高级的、属于《伊莎白》独有的舞台美学风格？这应该是创作者最棘手的难题，也是这部作品最核心的艺术冒险与最卓越的创作价值所在。

　　窃以为，《伊莎白》最浑然天成、严丝合缝的曲种表达，莫过于长子鼓书《情系十里店》与京韵大鼓《情别昆玉河》两个段落。长子鼓书《情系十里店》铺叙了土改时期，伊莎白以观察员的身份，入驻河北武安十里店村，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参与式观察，并形成了她社会人类学的调查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这是她学术生涯的基石，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乡村微观、生动的现场记录，也是国际学界了解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里程碑式著作。这段经历表现了伊莎白知行合一、心系人民的务实作风，更是她“用脚做学问，用心爱中国”的实践典范。长子鼓书《情系十里店》即由此展开，生动铺叙了伊莎白来到十里店，白天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整理思考写作的情景：“跟着房东大娘学纺线，一搓一捻情意长”“打字机一天嗒嗒嗒嗒不停响，记下白天的事儿一桩桩”，鼓书设置了“看戏”“推选妇女主任”等情节，在有限的舞台容量中，将“说、唱、演、评”有机交融，通过谐音“开腔”（“开枪”），不仅勾勒出了伊莎白的传奇经历，且呼应了十里店当时的土改现场，鲜活生动、逸趣横生。作为当代长子鼓书艺术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刘引红一人多角，跳进跳出，其唱腔婉转动听、生动自然，其表演声情并茂，张弛有度，她通过独具风味的土腔土调，将伊莎白这位外国社会学者的形象塑造得真实可感。而此时大屏幕所出现的伊莎白的文献手稿和田野照片的动态叠加，以及交响乐自然切入的“白毛女”旋律，构成了作品的“第二叙事声部”，与舞台表演形成“互文性”对话，更升华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与情感深度。

伊莎白与大卫·柯鲁克。（图片源于网络）

　　志同道合的伊莎白与大卫·柯鲁克于1940年在成都相识相恋，他们携手走过一个甲子，他们的婚姻与对中国教育、社会研究的奉献相互交织，展现了爱情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崇高。百岁老人伊莎白在大卫·柯鲁克走后，常去他的雕像前陪伴左右。京韵大鼓《情别昆玉河》即是对两人相濡以沫、鹣鲽情深的形象注脚。“日和云清风微凉，银杏拾金落池塘。”开篇即以极简笔墨勾勒秋日校园的静谧画面，体现了京韵大鼓“以诗入鼓”的文学追求。进而由动作描写直接切入人物内心“伊莎白漫步校园心激荡，缓步来到大卫的雕像旁。晚霞漫天红云衬，余晖映红了你的脸庞……”将晚霞与雕像赋予情感温度，实现“移情于物”，接着描述了二人从相识、定情到烽火狼烟中的并肩前行。最后以“天堂会、配成双”形成有力的情感收束。骆派传人、京韵大鼓名家冯欣蕊的演唱吐字清晰、归韵讲究，体现了“字、腔、情”的高度统一，具有独特的舞台感染力。其情韵交融、含蓄隽永的风格，与这段世纪之恋的深沉与厚重相得益彰。

　　由上例可知，用山西长子县的曲种讲述河北武安十里店发生的故事，也许并不完全契合；京韵大鼓也许从未表现过跨国恋的题材。但由于题材、风格的高度适配，使得这两个段落极为熨帖自然。全剧选择了伊莎白重要的人生节点，以“100天与100岁、8岁与98岁、18岁与88岁、28岁与68岁”等时段展开回望与对话，以伊莎白“用一生爱中国”的情感主线贯穿始终。无论曲种如何变换，观众始终被这条最强韧的情感线所牵引。

　　但值得讨论的是，某些章节，似乎“跳脱”了整体的叙事，如湖北大鼓《相聚武汉城》、陕北说书《红日照延安》。作为战时临时首都，武汉曾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国际援华力量多在此集结中转。这些国际友人以此地为枢纽，协调资源、传递信息，并选择深入前线，湖北大鼓《相聚武汉城》中所提到的琼·尤恩、斯诺、马海德、卡尔逊等人，即是通过医疗、新闻、军事观察等不同方式，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暴行，传播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并为中国带来实际援助。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也是伊莎白夫妇所共同秉持和追求的，因此此段的加入是合理的，与湖北大鼓的形式也极为契合，但遗憾的是，伊莎白是如何和武汉发生联系的？鼓书中只字未提，使得这段情节只能沦为背景渲染，而游离于整体叙事之外。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陕北说书中，根据史料记载，伊莎白的丈夫大卫·柯鲁克，即是受到《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写于1936年陕北根据地）这本书的深刻影响和感召，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伊莎白如何受到延安精神的感召？在此应该有一个交代和导入。所有的跨界手段，都应紧密聚焦于“伊莎白”这一人物的人格光辉与情感世界，统一于“戏剧叙事”。即便伊莎白并未与武汉、延安发生直接的关联，亦可本着“小事不拘、大事不虚”的原则进行符合历史逻辑的虚构和创作。

　　叙事的统一亦要兼顾风格的统一。四川评书《情定泸定河》极具画面感地描述了大卫在泸定河向伊莎白求婚的过程，以“三个小孩要糖吃”侧面切入，富有巧思，极具巴蜀方言的幽默诙谐和市井风味儿。但“打ber”“亲嘴”等措辞的使用，要极为慎重，分寸感拿捏不当，可能会破坏伊莎白的知性美与文献剧的厚重感。结尾的单弦《见证辉煌路》将伊莎白的个体命运与国家和时代紧密勾连，虽则升华了题旨，但唱词中罗列式提及奥运、航天、基建等，使得其情感流露过于直白和外放，缺少单弦艺术特有的含蓄、诙谐和生活质感。如何让时代的洪流，真正浸润到个体生命的纹理之中，并用富有生命力的艺术语言将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创作者需要不断思考的方向。

　　国际题材如何进行“民族化”表达

　　用曲艺形式表现“伊莎白”这一国际题材，是曲艺创作在新时代的一次重要探索与创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性。这部作品用最民族、最地域的形式讲述国际友人的故事，不仅拓宽了曲艺创作的题材边界，更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在文艺领域的生动实践。《伊莎白》的混搭出现在多处：四川金钱板中引入伊莎白最爱的英语童谣“划船歌”，京韵大鼓中，将“银杏”“晚霞”等中式意象与“雕像”“天堂”等西方文化符号融合，幕间伊莎白的回忆录，一边以英文渐次呈现于大屏幕，一边辅以中文画外音。全剧不仅有根据规定戏剧情境出现的串场人物——著名相声演员李丁，还邀请到资深媒体人、著名主持人杨澜、大山（加拿大籍）进行串场解说。这种中西融通、兼容并包的视角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观赏性和感染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跨地域、跨文化、跨曲种”的综合性表演范式。它同时启示我们，在多元艺术创作中，要注意几种关系：

杨澜、大山串场解说。（图片源于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公众号）

　　其一、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伊莎白》打破了各曲种的固有边界，使之根据剧情与情绪自由调用，使曲种成为服务于戏剧表达的“素材库”。观众在两个小时里，仿佛穿越中国丰富的地貌，从江南水乡到巴山蜀水，从黄土高坡到荆楚大地，通过最地道的“乡音”全景式地读懂了一位国际友人的中国心。这得益于编导的交响思维与立体编织，不同曲艺如同不同的乐器声部，既有陕北说书、四川清音的独奏华彩，也有四川评书与扬琴、苏州评话与评弹的对话重奏，更有《观礼天安门》《见证辉煌路》的全体交响。舞台视觉、灯光、多媒体与之严密同步，形成宏大的视听交响。即便如幕间进行的杨澜、大山等解说者，其语言风格、身份背景也与作品知性、质朴的基调深度契合，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沉浸感和在场感。

　　其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纵观全剧，《伊莎白》多种曲艺形式均服务于其个人的生命史诗，每种曲艺形式都被赋予了最契合其气质的“情感任务”和“叙事章节”。如用四川清音的灵动亲切，表现她与成都华西坝的深层情感联结；用陕北说书的苍劲高亢，表现她精神信仰的升华与辽阔。用苏州评话的豪放恣肆讲述伊莎白收到两封信的过程，再用苏州评弹的软糯典雅工笔勾勒“两封书信捧手中、二种感情不相同”的隐秘心灵。如前所述，长子鼓书粗犷、质朴、带有泥土气息的唱腔和叙事节奏，天然适合表现《情系十里店》这类扎根乡土、反映时代变迁的题材。京韵大鼓长于抒情和刻画细腻情感，用它来演绎《情别昆玉河》中的世纪情缘和历史回响，在气质上浑然天成。无论《情系十里店》的家国情怀，还是《情别昆玉河》的离别之思，都是通过最贴切的形式直击人心，均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真正的融合，不是形式的拼接展览，而是让不同的艺术元素，为了同一个情感内核与艺术表达，凝练成一个新的、自洽的有机体。

　　其三、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伊莎白》的跨界是以曲艺为基底的，从舞台调度、音乐布局、表演层次等各方面均可见编导的匠心。而曲艺的“破格”与“去程式化”亦随处可见。何处可变，何处当守？苏州评话《抉择南海山》或可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样本。河北石家庄南海山村曾是中央外事学院旧址，《抉择南海山》铺叙了伊莎白于解放前夕，同时收到来自英国导师和外交家王炳南的两封书信，前者劝其返回英国，后者希望她能够留在中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面临着是否继续留在中国的重大抉择。苏州评话表演艺术家吴新伯借伊莎白拍摄于此地的一张老照片展开艺术想象，集“说、噱、演”三位一体，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境，其模仿马嘶、风啸的“口技”绝活，在“说法中现身”，更是赢得了满堂彩，令人拍案叫绝。但遗憾的是，为了迎合观众，苏州评话的方言被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模糊中性的苏州版普通话。窃以为，在曲艺创作中，这种弱化方言的创作导向是不可取的。如果说，“技”是曲艺的“骨”与“形”，那么“方言”便是曲艺的“根”与“魂”。曲艺的音韵之美、地域之美均蕴含在方言里面，弱化方言便是弱化个性、弱化风格，离开了滋养曲艺的土壤，曲种的精神气象将如何谈起？

　　成功的跨文化曲艺创作，本质是在尊重艺术规律与文化逻辑的基础上，寻找情感与美学的共通表达。《伊莎白》的探索，昭示了曲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技艺展示”走向“整体性剧场创作”。《伊莎白》让不同曲种在创作中同台竞技、彼此对话，极大地拓展了每种曲艺的表现边界，并探索了曲艺作为一种整体艺术门类在当代的“集团军作战”可能。这不仅是曲艺界的盛事，更是中国当代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坐标。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