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　民

　　戏剧，是一门源于生活、成于匠心的艺术，其生命力本应如涌泉般不息，如百花般各异。然而，一段时期以来，行政思维对艺术规律的干涉、功利心态对创作初心的侵蚀，导致戏剧舞台上题材雷同扎堆、主题先行、制作浮夸、个性泯灭等乱象频出，由此消耗了宝贵的创作资源，更挫伤了艺术最珍贵的独创性与多样性。

　　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指出，笔下人物故事“我自欲写，而于古人无与”，强调的是非功利的创作观；梅兰芳先生依据自身天赋和时代审美，对京剧旦角艺术进行创造性整合与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旦角的艺术表现力，是“演自己擅演”的典范。

　　近期，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鲜明鼓励艺术工作者“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为其营造广阔创作空间和良好创作环境。这一倡导，如一束光亮穿透笼罩在戏剧领域的迷雾，如一道清泉浸润戏剧艺术工作者的心田。

　　“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以下简称“想写”与“擅演”）绝非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对戏剧艺术规律的一次深刻再确认，是对创作主体精神的一次有力解放。它意味着戏剧振兴的关键，应从对外部指标的追逐，转向对内生创造力与艺术本体的尊重与回归。

　　是什么束缚和阻碍着“想写”与“擅演”？

　　当前戏剧创作中的诸多乱象，其根源在于行政逻辑对艺术规律的背离。一些管理部门以行政思维代替艺术管理，以行政命令干涉艺术创作，规定艺术家只能创作什么题材，“命题作文”过多、指令过细，严重制约了院团和创作者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部分宣传文化部门在错误政绩观的驱动下，陷入“唯评奖论”“唯项目论”的功利化泥潭，一段时期内“唯题材论”盛行，由此催生出三大顽疾：

　　第一，艺术创作的导向产生偏斜。为获取项目资金和奖项认可，院团与创作者不得不将“政策符合度”与“评奖喜好”置于艺术表达与市场需求之上。全国多个地方戏曲院团一哄而上演绎同一个英模人物，却不管题材与剧种本体是否契合。在“重立项、轻打磨”机制下，选题论证不充分，二度创作与市场前景评估缺位，作品的艺术完成度低，这种“狗熊掰棒子”式的创作，使剧目演不起、走不动，很多作品都成为“出了产房就进库房”的残次品。更有甚者，为追求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盲目堆砌大舞美、大制作，形式大于内容，不仅造成极大浪费，更伤害了戏剧以表演为核心的本体魅力。

　　第二，人才成长的通道发生梗阻。功利导向挤压了青年编剧和演员的成长空间。编剧行业面临断层，许多创作者不谙剧种特性与舞台规律，写出了很多“案头剧”。演员则在频繁“外请名家”和“赶场子”模式中疲于奔命，失去了深耕本土风格、形成个人流派的机会。个别知名创作者受利益驱动在全国各地蜻蜓点水式地参与项目，沦为“一锤子买卖”，遑论“擅演”？

　　第三，艺术表达的活力出现衰竭。当创作起点被外部指令替代，沦为对行政要求、评奖目录或题材热点的机械响应，“写什么”的功利考量便压倒了“为何而写”的心灵追问与“如何写好”的艺术探索。这不仅使得创作过程变得短促浮躁，更有甚者为迎合时间节点而硬赶工期、浮光掠影。有的创作者对主题创作理解狭隘，自我设限、回避矛盾，导致叙事模板化、人物概念化、表达公式化，作品缺乏独特的生命质感与思想深度。当创作不再是源于个体生命体验的冲动，表演不再是基于剧种特色的深耕，“想写”与“擅演”便失去了根基。

　　为什么提倡“想写”与“擅演”？

　　“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这一理念的提出，绝非理论的空转，而是针对时弊的精准回应。它的价值，恰恰在于重新确认了艺术创作中“人”的主体地位，将“想写”与“擅演”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艺术自觉过程。

　　守护创作原点——真诚是唯一的捷径。“想写”，不是任性地闭门造车，而是创作者基于真切生命体验、深刻时代感悟而产生的表达冲动。剧作家罗周将所有外部题材都内化为“人”的命题，从挖掘特定人物的精神内核与情感世界入手，将“命题作文”转化为“自己想写”的艺术课题。这种转化能力，恰是艺术家主体性的体现。面对外界的评论或质疑，罗周展现出对自我艺术逻辑的坚持。评论家王馗就指出，她“丝毫不受影响，以不断趋于成熟、自由的写作方式，按照自己的创作逻辑推出一部部更加精彩的作品”。这种在赞誉与质疑中保持云淡风轻、心无旁骛的创作状态，正是不唯市场、不唯评奖，尊重艺术本体规律的写照。与之相对的，那些为申报而策划、为获奖而生产的“奉命之作”，从起点就背离了艺术规律。试问，一位剧作家对所要塑造的先进典型并无深刻理解、没有被其精神感动，只因题材热门而创作，如何能写出生动鲜活的形象？唯有当“想写”成为发自内心的渴望时，创作才会拥有独特的生命感与穿透力。

《天下第一楼》海报。（图片源于网络）

　　尊重艺术规律——深耕是唯一的通道。“擅演”，不是天生的绝技，而是在长期的舞台实践、深入生活、反复打磨中形成的艺术把握能力。编剧何冀平深入老字号生活，数易其稿方成就《天下第一楼》的经典地位。粤剧编剧莫非曾70多次往返藏族聚居区采风，伏案10月写成万字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现实中“赶场子”的名家难有深耕之心，“急就章”的创作难有打磨之功。当创作周期被压缩为“倒计时”，当演员在频繁的“一日游”式合作中疲于奔命，“擅演”便失去了根基。艺术没有捷径，任何背离“擅演”规律的速成，都是对艺术本体的伤害。

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的宣传海报。（图片源于西藏日报）

　　激活个体能量——个性是繁荣的根基。全国三百多个剧种，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声腔、程式与美学品格。昆曲的雅、川剧的变、越剧的柔、秦腔的高亢，正是剧种个性的体现。同理，每个院团、每位艺术家都应有自己的艺术 DNA。当“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成为常态，题材扎堆、同质化竞争的怪象才会消解。戏剧生态的多样性，恰恰依赖于无数个体的独特性。百花竞放，不是让百花开成一种花，而是让每一朵花都按照自己的天性而绽放。

　　重构评价标准——人民是终极的裁判。可喜的是，第三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已将演出场次、观众口碑、市场生命力作为重要标准，这传递出强烈信号：戏剧的终极评委是时间和人民。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无一不是创作者“想写”与“擅演”高度统一的结晶。评奖改革的深层逻辑，正是将评判权交还给艺术规律本身。获奖剧目不能“封箱入库”，而应在舞台上常演常新，接受观众的检验，在持续演出与修改中使作品日臻完善。

　　由此可见，“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是一个艺术自觉的连续体：从真诚的创作冲动，到深耕的艺术实践，再到独特的美学呈现，最终交由时间检验。这是戏剧艺术从原点出发、回归本体的完整闭环。

　　如何激发“想写”与“擅演”的创造力？

　　让“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从理念成为常态，需要从评价体系、人才培养、生态建设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地改革与重塑。

　　改革评价与资助体系，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评奖改革引领风向，彻底扭转“评奖即终点”的导向，将市场生命力、观众认可度作为核心指标。资助指向长效与多元，改变专项资金只热衷“新创大戏”的倾向，而要覆盖经典复排、传统戏整理改编、中小型原创及长期打磨提升的作品。借鉴江苏省“优秀文艺成果奖励办法”和长沙市“演艺新空间十条”等，对原创与巡演均给予真金白银奖补。同时，应积极为民营剧团打开参与评奖和获得资助的通道，激活基层生态的多样性。

　　夯实创作根基，涵养“十年磨一剑”的静气。建立中长期孵化机制。借鉴“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等模式，打造从“剧本孵化—工作坊演读—剧场试演—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扶持平台。为创作者提供时间、空间和试错成本，让好创意得以孕育成熟。强化以剧种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提升编剧、导演、演员对本剧种美学特色的深度理解与实践能力，鼓励院团建立自己的创作梯队，减少对外部名家的盲目依赖。

　　营造健康生态，培厚百花齐放土壤。重塑求真务实的评论风气。大力倡导“有真知、讲真话”的戏剧评论，打破“人情评论”“红包评论”的桎梏，让评论成为创作的“磨刀石”，以专业的、建设性的批评，帮助作品成长，引导审美提升。拓展“演艺新空间”建设，利用城市闲置空间、特色街区等方式打造中小型剧场。鼓励实验性、个性化探索，让戏剧融入城市生活，滋养在地文化。建立深入生活的长效机制，以制度保障创作者拥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获取独特的素材与感悟。

　　“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其本质是呼唤一种深刻的艺术自觉。它要求管理部门将权力之手转化为服务之手，为创作松绑，为探索护航；要求院团将追逐短时政绩的焦虑，转化为培育长远风格的耐心；更要求每一位创作者，在时代的喧嚣中守护内心的真诚，在技艺的锤炼中叩问自我的表达。戏剧的振兴，不在于一时一地获奖之多寡，而在于能否持续产生直击灵魂、代表时代精神高度的作品。只有当无数个“想写”的灵感自由迸发，无数种“擅演”的风格璀璨争艳，中国戏剧的百花园才能真正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那绽放在舞台上的“梅花”，也才能深深烙进观众的心坎里，经久不衰。

　　（作者系群众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