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祥

　　中国历史剧创作呈现出“三大不平衡”的特点：第一，表现的历史朝代分布不均，对汉、唐、明、清的呈现“火力集中”，其中又以清宫戏尤甚；第二，创作规模有着明显的时间曲线，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是创作高峰，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一段时间，则进入低谷；第三，质量参差不齐，以豆瓣评分参考，既有《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国剧巅峰，评分高达9.8，亦有大量戏说、穿越、言情外壳下粗制滥造的历史剧，评分未及格。有人说，近期热播的《太平年》是十年来历史剧的精品，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以独特视角串联起乱世图景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充满混乱动荡、血腥残酷，但也因此极具影视改编潜力：其一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二便是《太平年》聚焦的五代十国时期。

　　两晋南北朝，自公元265年西晋建立至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先后出现过35个主要朝代（含正统王朝与地方割据政权），战乱不断、权谋交织，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而五代十国时期则是一段战火纷飞、礼崩乐坏的血腥乱世。

　　然而这两个极具叙事价值的历史时期，却是历史剧创作的“冷门地带”，尤其是五代十国题材，相关影视作品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究其原因，在于这两个时期都缺乏大众熟知的英雄式人物。

　　司马懿以“洛水之誓”为幌子篡夺曹魏政权，实则开启了“无信无义”的政治恶例。此后，权臣夺权、宗室相残成为常态，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外戚与宗室厮杀、将领割据混战，整个时代陷入道德失序的困境。其间，没有曹操式雄才大略的枭雄，也罕见关羽式义薄云天的豪杰，而从《三国演义》等经典文本的演绎来看，百姓更愿意相信并推崇维护“天下正统”，坚守“忠孝节烈”的传统价值观，而这些精神内核在这两个乱世中恰恰是极为匮乏的。

　　好在《太平年》有开拓题材之功，对五代十国的表现和表达独具匠心。剧集以钱弘俶的视角串联起乱世图景：他随使臣北上汴梁朝贺正旦，亲眼目睹了后晋战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内心极受震撼；返回吴越后，他整顿军务、强化国防，在福州大战中承担粮秣运输重任，为击败南唐大军奠定基础；他以中原为鉴，严惩贪官污吏、遏制土地兼并乱象，积极改革税制、扶持商贸发展，让吴越国在乱世中享有难得的安定与繁荣。这些关于吴越治理、乱世民生的历史细节，在以往的历史剧中从未被系统化呈现。

　　与家国大事相伴的，是钱弘俶的个人成长，他从早年浪荡不羁的吴越王子，逐步历练成为心怀苍生的一代明君。这一人物形象打破了传统历史剧的人物塑造范式，兼具新鲜感与厚重感。

　　比《空王冠》立意更深远

　　《太平年》不是一部爽剧，而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历史正剧。它讲述的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似乎并不起眼的篇章，但通过多个人物的命运选择，却折射出国家与民族精神品格的来源。面对国之将亡，冯道忍辱负重，保住了后晋最后的颜面；桑国侨傲然赴死，无惧张彦泽的利刃相逼；还有普通官吏在废墟般的府衙继续办公，只因“总要有人做事”。剧集对历史人物的表现并非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而是充分尊重历史，在纷繁复杂的时局变化中赋予人物多意性，让观众看到曾经发生了什么，更读懂中国人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实际上，它在创造一种中国式历史剧的叙事话语。

　　《太平年》还让笔者联想起改编自莎翁名剧《亨利四世》的剧集《空王冠》。因为《太平年》的主角钱弘俶与《亨利四世》中的哈尔王子有些类似：两人早期都是混迹于酒肆巷陌的贵族，钱弘俶年少时是有名的“渔帐子”，刀工了得、善做鱼脍，在常人看来颇不务正业，他自己也常以此身份“自污”，假托“不堪重用”；哈尔王子在福斯塔夫的引诱下常年混迹污秽场所，与酒鬼、妓女、赌徒为伍，言行放肆荒诞，完全没有王子的威仪。但是，此二人后来都因国家政治的变化，收敛了放浪形骸，磨砺出成熟心性，成为王位继承人，并展现出治国安邦的突出才能。

　　不同的是，《空王冠》的改编，更着力于西方常见类型剧里的“浪子回头”剧情，它表现的是王位争夺背后的人心险恶与相互算计，并采用现代的心理意识流的手法展现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而《太平年》则立意更深，通过选取“纳土归宋”这段历史，传递出和平统一、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与当下的时代精神形成某种呼应，也因此讨论度越来越高，与去年《沉默的荣耀》掀起的国家统一的讨论热潮，异曲同工。

　　“文心”决定了历史剧的高度

　　在笔者看来，决定中国历史正剧思想深度和审美高度的，是一种“士大夫”的价值追求，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家国情怀，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担当。这种孤勇笃行与深沉呐喊，便是流淌在中华文化血脉中的“文心”。

　　那些治世能臣是深谋远虑者，更是勇毅的实干家，有些时候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三国演义》第77集“秋风五丈原”落幕时，屏幕上诸葛亮身披鹤氅，在五丈原的秋风中悄然离世，B站的弹幕区瞬间被数以万计的白色字符所淹没，网友纷纷留言“丞相保重”“先生千古”“恭送武侯”，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太平年》亦是如此，剧集虽以血腥残暴的张彦泽、身披盔甲的赵匡胤父子等武将形象开篇，却将更多笔墨用于刻画冯道、桑国侨、水丘昭券、慎温其等文臣形象。他们在乱世中的隐忍坚守、舍生取义，之所以能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热烈讨论，核心就在于其身上承载的“文心”。这种叙事重心的选择，与西方历史剧单纯聚焦人性复杂、追求强烈戏剧冲突与视觉冲击的创作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彰显出中国式历史正剧独特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内核。

　　笔者并非要简单评判中西方历史剧创作方式的优劣，而旨在强调中国历史正剧就需要细水长流的叙事节奏，需要观众去沉浸式观看，去仔细玩味。即便如此，观者也未必能完全读懂背后的历史深意。笔者在观剧过程中，便多次查阅相关历史资料以补充认知，网上亦有大量观众自发开展起历史考据与剧情解读的相关讨论。如果说，曾经的《大明王朝1566》因历史知识丰富驳杂、观剧“门槛高”而劝退了不少观众，那么今天同样观看“门槛”不低的《太平年》则因丰富多元的舆论生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一部历史剧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塑造人物，更在于激发观众对历史的兴趣，引导大众主动拿起书本、查阅资料，在网络上展开交流与阐释，最终形成全民学史、读史、悟史的良好氛围。从这个角度而言，《太平年》的价值早已超越作品本身，功莫大焉。（胡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