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昆曲史上一项大型民间工程

来源：艺评空间2026-03-16 10:34

　　作者：叶肇鑫

　　今年5月18日，恰逢“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5周年。

　　今天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实在别有意义。这是可以类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们在抗日大后方共建“国立西南联大”的故事，这是关于《昆曲百种大师说戏》十五年来在故乡和他乡的传奇。

《昆曲百种大师说戏》图书和音像。

　　一

　　2009年9月11日，秋爽。在苏州桃花坞“昆剧传习所”的亭园里，几位老年艺术家正在商谈着什么。他（她）们是来自杭州的汪世瑜、来自北京的侯少奎、来自上海的蔡正仁、来自洛杉矶的华文漪，张继青因病委托姚继焜从南京赶来。这几位曾是全国各昆团德高望重的老团长，正围绕如何对经典折子戏进行一次全面和系统的阐释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唠唠了一整天，因为这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参加讨论的还有蔡少华、吕福海、朱为总、顾聆森，笔者也在现场。

　　这些年来，全国各昆团的老艺术家们正逐步告别舞台，远离了观众的喝彩与掌声，开始进入平静的思考和总结阶段。当下，正是这些前辈艺人最渴望倾诉心声的时候，也是他们思维最为清晰的时候。他们如今还能滔滔不绝，叙述有条不紊。再过数年，年至耄耋，便难以承担如此庞大的艺术阐释工作，可谓机不可失。

　　大家认为，昆曲界没有宗派，昆曲人有不党不群的传统。昆曲界互相合作，一起工作的例子有很多。“传字辈”大师周传瑛曾为俞振飞先生跑龙套；“世字辈”的王世瑶、张世铮、周世璋和汪世瑜也曾经为“小字辈”的林为林担任龙套；1989年，“梅花奖”的得主梁谷音、王芝泉、蔡瑶銑、王奉梅在香港一起为《牡丹亭》担任“众花神”，更是震惊了海内外。“传字辈”大师周传瑛、郑传鉴一直倡导昆曲界不要分师门、不要叩头拜师，希望昆曲后人能够广纳博采。在昆曲界，这类团结合作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大家能够一起来“说戏”的重要前提。

　　昆曲人没有宗派，昆曲艺术也没有流派。昆曲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四功五法”已经成熟。祖传的是规范，而不是流派。所以，“说戏”就是说昆曲，没有人敢别出心裁说“流派”。这是昆曲界同其他戏曲界不同的地方，也是昆曲人能够一起来“说戏”的基本条件。

　　“绝活不传，天经地义”，这是大家唯一的疑虑。绝活不传，因为绝活就是“饭碗”。沈传芷老先生也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传授了他的最后一折绝作。但这次不同了。对参加“说戏”的老艺术家来说，饭碗和荣誉已不必担忧，当下唯一担忧的是艺术失传。现在不来说说清楚，更待何时？

俞振飞、沈传芷为华文漪、岳美缇、蔡正仁说戏。（图片源于网络）

　　这一整天的唠唠，主要就围绕两个方面，用官话来说，就是“说戏”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说戏”，这个由艺术家自发启动的民间工程，就是在这一天，在这里，起步了。

　　“说戏”工程的基地，是苏昆的老院，就是那个现在已经被拆除了的破剧场。

　　二

　　那天的讨论，是“务虚”的。大家没敢“务实”，不敢谈“如何”。

　　关于“如何”，谈何容易。

　　如果是讲座，老艺术家们早已驾轻就熟。早在1988年，汪世瑜就曾赴美国柏克莱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介绍中国昆曲。纽约海外昆曲社二十五年来举办过200多场昆曲讲座，香港城市大学那些年也是每个星期都有昆曲讲座，国内的大学和图书馆举办的讲座就更多了。但那些讲座都是启蒙性的、散文式的。这次“说戏”工程要完成“全面的阐释”，则是系统性的、文献式的。二者的另一个明显差异在于，讲座有时限，“说戏”则可从心所欲，不限时长。

　　关于“如何”，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主持会议的艺术总监汪世瑜的开场白是：“俗话说，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现在连石头都没有。”

汪世瑜。

　　关于“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岳美缇有她的想法。她曾经接受过近百次访谈与对谈，还参加过无数场以视频或示范作辅助的讲座。但她一直希望这辈子有这样一次机会，能让她一个人自主且完整地分析和阐释一折戏，中间没有任何打扰。这是她一生梦寐以求的机会，之前从来没有过，希望这一次梦想成真。

　　这是五年后出版的《昆曲百种大师说戏》的“前言”，其清晰地陈述了“说戏”的内容和形式，“说戏”的目的和结果：

　　他（她）们“以一人一说，一戏一题”的形式，对着伴随自己终生的十多分钟小戏，做了三小时的告别长谈。他（她）们从这折戏在昆曲舞台上的地位讲到这折戏在三代人的传承，从服装化妆的设计理念讲到台步手势的分析，从上场讲到下场，从戏的亮点讲到它们的看点。他（她）们不仅说其然，而且说出了其所以然。从而，让我们不但可以在剧场中，也可以在《说戏》中瞻聆经典，走进艺术大师的内心世界，分享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感悟和表演心得，真正领悟中国昆曲的博大精深。

　　其中的关键词是，“说出了其所以然”。

　　这是史无前例的工程，是前无古人的工程。

　　三

　　“说戏”同绝大多数民间的工程一样，初始阶段的一切都很山寨。“才开张，拢共才有七八个人和三十来个戏。”几个月后，艺术总监拟定完成了参加“说戏”工程的二十九位艺术家的名单和109折经典剧目的戏单。

　　这二十九位艺术家（按年龄为序）是：姚继焜、侯少奎（2026年2月26日故）、姚继荪（已故）、张继青（已故）、王世瑶（已故）、范继信（已故）、刘异龙（已故）、方洋、张世铮、岳美缇、张洵澎、华文漪（已故）、汪世瑜、王芝泉、蔡正仁、梁谷音、张铭荣、雷子文（2026年2月14日故）、计镇华、张寄蝶、林继凡、王奉梅、张静娴、黄小午、石小梅、胡锦芳、王芳、柯军、林为林。

　　他们都是“传字辈”老先生的嫡传弟子，是全国各昆团的台柱，所摘得的“梅花奖”几乎都是头十届的。他们不仅是台前的演员，也是幕后的“导演”。他们在“知天命”的岁月，参加了建国以来唯一的国家级的重大项目——“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他们和他们的老师，是挖掘出昆曲舞台上的“安阳殷墟”而让后人认识了“中国历史”的先驱，是开发出昆曲舞台上的“兵马俑”而让世人为之惊讶的功臣。

　　这109折经典剧目，精选自五十多部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的大作。这些大作有：《单刀会》《窦娥冤》《琵琶记》《西厢记》《浣纱记》《玉簪记》《牡丹亭》《狮吼记》《水浒记》《西楼记》《白罗衫》《烂柯山》《占花魁》《十五贯》《长生殿》《桃花扇》，等等。

　　在那百余折经典剧目中，这二十九位艺术家几乎阐释了中国昆曲中的全部行当。这些行当是：“生”中的大官生、小官生、巾生、穷生、雉尾生，武小生和武生；“旦”中的正旦、作旦、刺杀旦、闺门旦，贴旦和武旦；“末”中的老生和外；“丑”中的丑和副；还有“净”（花脸）。工作室很清醒，其中缺了老旦。但天下事常如此，凡成方圆都因有规矩，凡成经典多会有遗憾。

　　这二十九位是当代最接近昆曲原生态的艺术家，“说戏”是最接近昆曲原生态的工程。

　　四

　　那天，“说戏”工程启动后，整个秋季和初冬，十项工作就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一是成立工作室，确定工程的艺术总监；二是确定“说戏”的人员名单和戏单；三是确定“说戏”的内容、形式和目标；四是制定讲义大纲，确定每讲必须包括十二个方面的内容；五是邀请理论工作者，担任老艺术家的助理，协助备课和整理文稿；六是规划进程，确保工程必须在两三年内全部完成，不能拖；七是寻找和选择协作单位，担任摄录和制作；八是筹划资金；九是反复试讲；十是尽快拿出“小样”，作为工程的范本。

　　这十项工作，每一项都不容易，其中最难的要数提出一张具有国家队水平的出场名单（戏单）。“说戏”是“一戏一说”的工程，但在参与的生旦演员中，有四个柳梦梅，八个杜丽娘。每折戏究竟由谁来说？艺术总监汪世瑜在确定“戏单”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作品面世的时间，二是其传承有序，三是其受到的好评（“梅花奖”是重要指标），四是其版本在当今各地舞台上的延承。世瑜在“青春版”的工作是教戏，而在“说戏”中的贡献是排出了国家队的出场名单。要想排好这份全国性的权威名单，必须具备宏大视野才能完成。在苏期间，他每早外出吃面，然后去旧书店寻书。回来后，任凭外面风吹浪打，他在书中闲庭信步。如今，这样具有大视野的老艺人越来越少，而这类旧书店更是销声匿迹了。

　　“一戏一说”施工期间，唯一发生的事故是《说活捉》。总监敢提出“一戏一说”的名单，也敢批准“一戏两说”的例外。《活捉》两说的原因，本文不赘。但林继凡的戏德，必须点赞。继凡在说《活捉》时，开宗明义，“这是师哥刘异龙的原创作品”。然后每见亮点也“言必称师哥”，君子不夺师哥之美。继凡严守知识产权的规矩，值得致敬。

　　“说戏”的漂亮范本是梁谷音的《说佳期》和岳美缇的《说湖楼》。总监助理看了“小样”回来说：“很漂亮，非常受鼓舞。现在还是毛片，待精心编辑后，‘说戏’一定会很成功。”“小样”呱呱落地，大家紧张了两个月的心也开始放下了。梁老师和岳老师以出色的示范，为“说戏”工程作出了贡献。

上图为梁谷音的《说佳期》，下图为岳美缇的《说湖楼》。（图片源于b站@李青山_papa酱）

　　五

　　2010年1月5日，飘雪，却阳光灿烂。“说戏”的第一讲正式开机了。

　　第一讲，毫无疑问一定是侯少奎的《说刀会》了。大家希望《说刀会》能够带领这个民间工程，乘风破浪，战无不胜。

　　少奎不负众望，也不畏开头难。中午一点钟，他开讲了。那天，他兴致极高，除了间中同艺术总监简单商谈几次，直到黄昏，他仍然未能作罢，于是第二天上午继续。这折舞台上短小的《刀会》，少奎竟然说了五个半小时。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他在第八分钟就开始口吐金句了：中国昆曲是很讲究气韵的艺术，演好《刀会》，就一定要“以气带戏，戏到气到”。

　　在整部《昆曲百种大师说戏》中，这类把舞台实践上升到对表演的理性认识，共有八百八十多处。在全部工程完成以后，工作室委托张世铮和刘志凌将之辑录成另一本新书《表演艺术家说表演艺术》。这本287页的论述，成为了“说戏”工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

《表演艺术家说表演艺术》封面。（图片源于网络）

　　虽然开头并不难，但开头顺并不表示未来万事顺。

　　第二讲，原计划是在1月10日开始的《说痴梦》。但，她“因病”而失场了。改期后，她又“因冷”而再次失场。然后，她再也没有答应任何新的日期。大家窃窃私语，“她可能怯场了”。

张继青说《痴梦》。（图片源于b站@李青山_papa酱）

　　其实，《痴梦》是“三梦”老师的拿手戏。在七十年的舞台生涯中，她演《痴梦》数百次。《痴梦》的唱词和念白，她几乎能“倒背如流”了。但说《痴梦》则完全不同了。“说”其然难，“说”出其所以然更难。她曾提出改为对谈形式，一问一答。工作室向她解释，对谈形式不但会影响形象，更会破坏阐述的气韵，影响讲解的深度。她终于明白了。两个月后，3月11日下午，她用了四个小时，逐段完成了《说痴梦》，并得到了总监的肯定。不安了二个多月后，继青老师终于闯过来了。原来，继青对《痴梦》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远远不止于我们坐在剧场里所能看到的。

　　那二个月，“说戏”工程差点夭折。虽然这是几年中唯一的一次，但当时确是命悬一线了。大家在疑惑，难道艺术真的“不能言传”？总监打退堂鼓了，队伍准备解散了，资金计划撤离了，却不料《痴梦》竟然“说”成了，从“疑无路”走到了“又一村”。“说戏”大难不死，这与其说是祖宗在庇护，不如说是祖宗有重托，期盼“说戏”回生，期盼“说戏”成功。

　　六

　　按“说戏”工程的守则，每一则“说戏”都必须脱稿，这既是为了名副其实于“说”，也是为了让老师们更投入、更沉浸，得到更好的效果。“说”戏不是念戏，“说戏”就要“说”清楚，要讲明白。脱稿，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方洋，功“净”，大花脸，上海昆一班的，新中国第一代昆曲人，纵横昆曲舞台六十多年。他提前两天就到了制作地。据工作人员说，由于思想高度紧张，方洋几乎不能进食，每顿只喝一小碗清汤。他自己说，几个晚上都是靠在床上迷糊迷糊而已。2011年5月29日下午，他的第一讲《说古城》开始了。他精心准备的讲义虽长达20多页，却在三个多小时里全程脱稿阐述，精神高度集中，条理清晰地系统诠释了《古城》的表演精髓。南京来的黄小午为说《酒楼》准备了30多页讲义，美国来的华文漪为说《游园惊梦》准备的讲义有22页。在视频中可见，七十多岁的老人，个个神态自若、口若悬河、娓娓道来，“说”得很自在。这其实并不容易。

　　上图为方洋演绎昆剧《山亭》，下图为方洋的《说古城》。（上图源于上海昆剧团公众号，下图源于b站@李青山_papa酱）

　　“说戏”不能念稿，也不能用道具。有一次一位艺术家带了一把小茶壶上讲台，被艺术总监当场喝住。这是名副其实的“口传”，大家在现场的压力是很大的。但，也因此而显现出他（她）们真正的功力。能受得住压力，方显得出功力。

　　“说戏”敢不敢“说”武戏，能不能“说”武戏，这对号称是“全面完整”的“说戏”工程，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武戏一般少“唱念做”，而多的是“打”，但“说戏”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工程。所以，大家一直在观望，在“说戏”的名单中会不会有武旦王芝泉。直到工程进行了将近一年，艺术总监公布了下个年度的“说戏”计划，其中竟然包含了六折王芝泉说的武戏。大家哗然了。2011年3月11日晚上，王芝泉来苏州完成了她的第一讲《说挡马》。她从小一起的同学岳美缇从上海打来电话询问结果。当她知道《说挡马》很成功后，叹言“实在不容易”。芝泉不容易，能说；工程也不容易，敢“说”。

武旦王芝泉。（图片源于缪诗肖像摄影公众号）

　　“说戏”能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工程安排了各地的昆曲学者同老艺术家们一起备课。香港的陈春苗同王芝泉一起，反反复复地深挖六折武戏中的点点滴滴。浙昆朱为总应上昆岳美缇提出的邀请，同岳一起备课《说楼会》。这是“说戏”工程中唯一的跨团合作备课的案例。为总几次专程从杭州去上海美缇家，然后晚上回杭州。这些学者不但课前同老艺术家一起准备，课后又把讲课的每一句口语审核成书面的文字。这些学者中，还有顾聆森（2026年3月4日故）、冯亚兵、王悦阳、张静、俞鳗文、陆姗姗、朱锦华、尹建民。大家很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二年后，在“说戏”工程竣工会上，岳美缇总结了她参加“说戏”工程的体会：“为了讲好每个戏，我至少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和思考，反复回忆当年学戏的情景。我把这折戏的手眼身法步来来回回不知摸了多少遍，要把戏后面的含义挖出来、讲清楚。为此，我反复思考我是怎么演的？为什么要这样演？怎么领会的？怎么表达的？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昆曲生旦戏，初看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就是要在相似的戏中找出不同人物在不同场景、不同意境中的不同表演。”“‘说戏’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也是一生难得的深造机会。”张继青的留言是——“感谢《昆曲百种大师说戏》工程，我喜欢有更多的人来听我述说对昆曲的认识和体验，将昆曲传承下去，为昆曲艺术的发扬光大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岳美缇在竣工会上致辞。

　　“说戏”，对于这群七十岁的老艺术家来说，实在是一件很艰巨的工程，也是每一位艺术家都乐于其中的工作。赏心乐事谁家院？就在“说戏”工程的大院中。

　　七

　　“说戏”工程的“讲录”，自2010年年初开机，到2011年年末渐入尾声。11月16日傍晚，蔡正仁完成了《说评雪辨踪》。其实这还不是整个“说戏”工程的最后一讲，而是他个人在这两年八讲中的最后一次。那天他讲得格外仔细，几乎用了近四个小时。讲完最后一句后，他却没有离开，仍然站在讲台上。他望着大家，感叹道：“真想不到，真想不到。这样一件大事真的给搞成了，真的搞成了。”然后，他邀请工作人员一一上讲台，陪着他留影。这是极少见的，这不是热情的粉丝蜂拥着偶像要求合影，而是冷静的老艺术家邀请大家陪他留念。他要为自己留下此时此地的纪念。“说戏”工程，深深地留在了老艺术家的心里。

　　七天后，2011年11月23日，姚继荪说《痴诉点香》，这才是工程真正的最后一讲。本讲其实早在“说戏”开机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完成。但继荪回到南京后，心里一直惶惶不安，感到那天说的有些遗漏和遗憾。几天后他同工作室联系，希望能给予重新再讲一次的机会。他表示不需要任何报酬，也请求外来协作的摄制组能予支持。于是，艺术总监在“说戏”工程收官时，安排继荪再来苏州，重新录制《说痴诉点香》。当他接到通知时很无奈地表示，这两年身体衰弱得很快，口齿也有些迟钝了，所以请求能以苏州方言“说”戏。众所周知，国家有明确规定，凡公开出版的作品，文字和语音都必须标准化。但艺术总监认为，“传承”才是“说戏”工程的目的，所以破例同意了姚继荪以苏州方言来说戏。这，虽然是在出版界的意料之外，却实在是在昆曲界的情理之中。

姚继荪（左）演出。（图片源于网络）

　　像这样的重新讲录，共有三次半，另有梁谷音的一次，岳美缇的一次半。前人用心栽树，后人安心乘凉。

　　继荪先生在圆满完成“说戏”工程的收官之作后不久便与世长辞。这十多年来，曾经参加“说戏”的艺术家已有八位离去。对于他们每一位，工作室都予以悼念，追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记得他们，也永远记得海内外每一位曾经为昆曲而工作一辈子的艺人、曲人和学人。

　　2011年10月，“说戏”的后期编辑制作在北京迪派公司开机，这是能让《昆曲百种大师说戏》完美面世的最后一关。当时，“讲录”还没有结束。于是，“编辑”和“讲录”就在北京和苏州双轨并进。为此，制作总监张世铮六度赴京，住在很简单的旅舍里，夜以继日地伏案编辑。“品质控制”，是现代工程管理学中的重要内容。由于那110讲的毛片是由三部摄像机同步摄录的，老师们在三个小时的讲录过程中又被允许可以随时中断，同艺术总监商量。同时，老师们在讲课时难免出错，或重复，或跑题，或张冠李戴。所以这500多小时的毛片必须严肃审核，去伪存真，弃粗取精，以保证历史的正确性和内容的准确性。经过了整整八个月的工作，2012年6月23日，张世铮带领的团队终于完成了《昆曲百种大师说戏》110集视频版的全部编辑制作工作。而后，青年学者刘轩又独立完成了近200万字的文字版的审编。

张世铮生活照。（图片源于网络）

　　张世铮是“传字辈”大师周传瑛的嫡传弟子，在浙江昆剧团勤勤恳恳拉大幕和监场几十年。他一辈子积累起来的丰富阅历，现在全部贡献在这部完美的大型作品中。张世铮这次担任“说戏”的制作总监，是由艺术总监汪世瑜亲自点将的。世瑜此前否定了其他的人选，非世铮而不取。汪认为，张是昆曲舞台上的“硬衬里”，任何戏有张在，一定不会塌。其实，世瑜和世铮虽然同在浙昆七十年，却一直心有纠结而不相往来，这是昆人皆知的。但这三年在“说戏”工程中，两位总监不但相安无事，而且有商有量。“说戏”工程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在令人叹服。

　　朱为总，不仅是前期制作的策划者，也是后期编辑的重要角色。他为后期编辑撰写了798条精彩的旁白（画外音）。这些旁白把上下片段衔接得天衣无缝，其内容必须恰到好处，其文字又各有异彩。这不但是在考验为总对于中国昆曲的理解，也在考验他对于文字的驾驭功力。他处处都在画龙点睛，《说戏》因此而增色。

　　2011年11月25日，“说戏”工程在上海大剧院宴会厅举行了“主体工程竣工会”。二年多来，虽然大家都互相知道伙伴们每天在苏州的进度，但今天才是大团圆，今天才是大结局。这一天，不仅仅是热热闹闹的庆功，更为中国昆曲史留下了一份永久的纪念。二十几位全中国最资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难得地留下了一张艺术家自己的合影。这张简简单单的照片却同以往的不同，照片中没有行政人员，坐在中间的也不是外来的金主或出品人，而是她（他）们自己。“说戏”工程前无古人，这样的照片也是史无前例的。

《昆曲百种·大师说戏》主体工程竣工会集体照。

　　“说戏”，不但是艺术家们自发启动的工程，也是艺术家们自主完成的工程。

　　“《大师说戏》的成功，说明了我们昆曲界的艺术家们取得了难得的共识。这是昆曲界空前团结互助的象征，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昆曲的巨大成果。”蔡正仁先生在出版工程启动仪式上这样说。

　　“《大师说戏》，质量之高，是我们学术界难以望其项背的。”郑培凯教授这样写道。

郑培凯教授在竣工会上致辞。

　　八

　　“说戏”工程虽是民间的工程，但自始至终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光明日报》在2013年6月20日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社会支持这一民间工程。

　　《光明日报》在2013年6月20日发表评论文章《传承文化，莫让资源捆住手脚》。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王文章和司长董伟曾分别听取了工程的详细介绍。2013年5月28日，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专程去上海，对《昆曲百种大师说戏》的出版作出了具体的指示。8月9日，王文章副部长欣闻作品即将出版，传来了“序”。他指出，民间工程在文化传承中非常重要。2018年1月17日，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在连续十三个半小时的庭审间，也称“这是很高境界的事情”，这是来自文化界之外的评语。海内外的曲人曲社也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工程。郑培凯教授是“说戏”工程重要的启蒙者。

　　需要强调的是，全国各昆团的全力支持，实在是功不可没。我们拜访了各团团长，团长们也应邀来到了苏州，开了整天的会议，进行研究。“说戏”工程要特别感谢苏州昆剧院的蔡少华先生和吕福海先生。他们两位自始至终，在也是风雨也是晴的日子里，一路陪伴着，直至工程最后完成。

蔡少华生活照。（图片源于网络）

　　“说戏”工程，如果没有蔡少华和吕福海，就不可能启动；如果没有汪世瑜，就不可能这么全面；如果没有朱为总，就不可能这么精彩；如果没有张世铮，就不可能完成。

吕福海生活照。（图片源于网络）

　　“说戏”工程，如果没有每一位参与者的辛勤付出和全社会的支持，就一定不会出现在中国昆曲史上。历史一定会记得你们。

　　2014年，《昆曲百种大师说戏》的视频版、简体版、繁体版正式出版，《表演艺术家说表演艺术》也同时出版。“说戏”工作室的刘志凌团队在全国七大昆团和海内外32家曲社的协助下，发行了有名有姓的1024套。其中，中国大陆近600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欧美地区共400余套。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台湾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山庄）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爱丁堡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二十多所大学图书馆都征藏了这套文献。由张冬青协助，英国的著名出版社ANTHEM PRESS 2022年授权出版发行了英文的节译版《Kunqu Masters on Chinese Theatrical Performance 》

　　（Josh Stenberg 辑译）。

　　2015年年初和年中，《昆曲百种大师说戏》先后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物”和“中华优秀出版物”；2023年11月14日，在他乡，在美国戏剧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上，“英译本”得到了翻译作品优秀奖。评委的“颁言”是——“雄心勃勃规模庞大的项目，大量生动解释传统文化的背景资料，令评委印象深刻”。（The Committee was impressed with ambitious scopes of this project and the significant amount of contextual material that helps convey a vivid sense of this tradition.）这是这部戏剧类作品第一次在戏剧界的奖台上荣获正式的荣誉，也是西方文化率先认识其“庐山真面目”的又一实例。“言”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九

　　我有幸，得到了老艺术家们的信任，能身临其境，参与了他们的工程。那些年，我在现场旁听了110讲中的96讲。因此，我不但有机会能在今天为大家讲讲他们的真实故事，也有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思考机会，思考这个民间工程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思考这个工程潜在的群体性的成果，思考“说戏”对学术研究的启示。

　　思考之一：“说戏”这个民间工程能够成功，根本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醉写》，人人喜欢。但人们往往痛快于戏中的热闹，而忘乎戏中有什么名堂。大家一直以为戏在鞭讽宫内，却忽略了戏也在写照中国的文人。那位大文豪其实是平民出身，但一进宫就不得了。借醉而撒娇、摆架子、提要求、指手画脚、诉诸多多，甚至要宫里的人为他脱靴，这简直太放肆了。但他们在民间的工程就不同。大家没有进宫，一起在“编外”工作。在家里，也就不再撒娇撒野了。大家从小一起玩大，还差点打过架，互相知道各人的斤两，葫芦里有些什么药，所以对艺术总监“枭雄”式的规划，也都买账，不会逆反。不进宫、不撒娇，是民间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的重要原因。

《太白醉写》剧照。(图片源于网络)

　　第二个原因是民间工程可以“自下而上”地商量，而没有“自上而下”的指令。这么多伟大的艺术家，人人天天都在“百忙”之中。所以，要顺利运筹这29位全部110讲的摄录制作，其难度实在不亚于蜘蛛织网。工作室的严亚芬每三个月收到艺术总监的计划后，不“自上而下”发通告，而是请老师各自提出保证能在“百忙”中来苏州的具体时间，“老师，听您的，就那天，没问题”。这就是群众路线。也因此，2011年9月23日那天竟然连开了三场，从早上的侯少奎，中午的岳美缇，直到晚上的梁谷音。大院从清晨“折腾”到了半夜，一片热气腾腾。自下而上，大家开心，又各有保障。工程一帆风顺，小严辛苦了。

　　第三个原因是民间工程资金非常有限，因此规划必须严谨清晰，既不能有“漏电漏水”的中介环节，也不能拖拉无期。否则，天皇老子也不敢启动。“百戏”工程最终超额了十讲，但终决算仍在三年前的基本预算内。寻找和选择协作的摄录单位时，老人家早就看破了红尘，完全不屑于“名牌”，而取民间。前者报价每三小时五万元（超时另计），后者每讲（不限时）收七千元。若取名牌，那么“说戏”最终一定会成为苏州大地盘上的“烂尾楼”。29位老师及工作人员，为了110讲的录制，那些年往返于苏州和全国各地近三百人次，但全部的交通食宿费用只有18.7万元，仅占前期讲录开支的5.2%。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对民间工程竟能如此开支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说戏”成功了，但切不可归因于个人，否则就会很荒唐。除了社会支持这个重要外因外，当家自主的工程文化，“自下而上”的行政，简单清晰的财务，这是“说戏”工程成功的三大主因。这三大内因是民间工程的本质属性。“编内”的处长们不识此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于是，就武断地说“工程一定会倾家荡产”。如此武断，着实令人心寒了好久。其实，民间的成功就是大家的成功。虽然他忘了，但大家没有忘，工程虽在“编外”，但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编内”培养的。更何况，“编外”的成功也是为了“编内”的传承。“不拆墙，咱也是一家子”。民间能成功，何乐而不为？

　　思考之二：《昆曲百种大师说戏》，除了得到110次个人的阐释外，还有没有群体性的成果？

　　这群资深老艺人，对于昆曲文化中的三个最核心的课题，明确地作了一次群体性的表态。这种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群体性表态，比其中任何一次个体的“说戏”重要得多。

　　第一个群体性的表态是关于昆曲艺术的起始。老艺术家们在“说戏”时，只敬470年前明中的魏良辅，而不提600年前元代的顾瑛。在讲座时，炫祖，把昆曲史炫耀为600年，情有可原。但这一次，老师们严肃了，实话实说了。中国昆曲，究竟是起源于明中的“水磨调”，还是元代“乡间小调”的继续？中国昆曲，究竟是明清以来的文人艺术，还是元代就有的市井娱乐？这不仅关乎昆曲的起源，更关乎昆曲的认祖归宗。对此，老师们集体表态了。

　　第二个群体性的表态是关于昆曲文化的美学观。老艺术家们在“说戏”工程中确定的百余折经典，全部都是干干净净的“一桌两椅”。写意，是这百余折经典的共同特点。在空空的传统舞台上，无园，能《游园》；无殿，能《游殿》；无街，能《游街》；无楼，能《楼会》；无山，能《下山》；无池，能《跪池》；无墙，能《跳墙》；无舟，能《藏舟》；无帘，能《挑帘》；无雪，能《评雪》；无踪，能《辨踪》。传统舞台上，无景胜有景，美在意境中。

　　从左至右依次为：昆曲《游园惊梦》剧照，张继青饰杜丽娘（左）；《西厢记·游殿》剧照，石小林饰张生（右）；《义侠记·游街》剧照，张寄蝶饰武大郎。（图片源于网络）

　　第三个群体性的表态是关于创新守正是否同一。昆曲经过百十代人的口传心授，“保持原汁原味”早已变成一句追求理想的口号，只不过这层“窗纸”一直没有人去捅破。在500年的传承中，“流变”永恒，创新不断。老艺术家在百余折戏中就有很多创新，但却守正得毫无破绽。比如，他们的“穷生”这几十年来正在潜移默化地“巾生化”，同“传字辈”的穷酸落魄相已明显不同，常不经意地透着几分文人的儒雅。因为儒雅正是文人艺术的本元，而昆剧的穷生也是文人。从“穷酸相”到“巾生化”，正是“形似”向“神似”的升华，也是市井娱乐向文人艺术的质变。变的主因并非是外因感召，而是艺术家自身的认知在变化。这一代艺术家的文化认知已明显胜于蓝，高于他们的“传字辈”老师很多。所以，他们的生旦净末丑都是儒雅的，甚至“坏人”也儒雅。为什么他们的创新自然而然地在守正，而现在很多创新如果要守正就会很别扭，甚至搞得很滑稽？那是因为，他们的创新是对“正”有了新认识，而现在很多创新是对“正”完全不认识。

经典穷生戏《湖楼》（左）和《评雪辨踪》（右）。（图片源于网络）

　　《中国昆曲学》的三个核心问题的答案，学人踏破铁鞋无觅处，艺人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是数学专业的。昆曲专业的学人一定能在《说戏》中提出更多更重要的发现。“什么是昆曲表演的本色？”“什么是昆曲表演不能踩逾的红线？”这是在《说戏》中应该被关心的第四、第五个问题。

　　艺术家们作出群体性的明确表态，这不仅在中国昆曲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外艺术史上也是前所少见。

　　思考之三：“说戏”对于昆曲表演的理论研究将会有什么启示？

　　启示一，《昆曲百种大师说戏》的出现，可能不是偶然的，是天人合一的结果。任何文化艺术研究，必须以“天人合一”为首要的准则。天，既是作者所处的生态环境，也是作品成功的时代背景。

　　无论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还是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其不仅是作者个人的成果，也是时代的呈现。所以，脱离了时代背景的研究，只能是“纯笔墨”的技法研究。因为，如果时代变了，作者的认知也会变，作品也就会不同。如果在当今，梅先生的移步可能也不得不在交响乐中换换形。今天舞台上的“苏东坡”已经面目全非，同王水照教授的研究判若两人；今天的《牡丹亭》也已五彩缤纷，不再似文人梦中那样淡泊，那么宁静。皮已换，毛还依旧？

　　不同版本的昆曲《牡丹亭》，左图为青春版《牡丹亭》，右图为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图片源于网络）

　　参与这次“说戏”工程的老艺术家们，学戏年代的生态环境少雾霾，因此能领略和感悟到了一些文人艺术的美观，那是很宝贵的年代。他们曾参加过二十年前的“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今天的演员已没有这样的机会；老艺术家在事业性的剧团为抢救，新从业者在产业型的剧团为创收。年代不同了，《昆曲百种大师说戏》中的内涵已经不可复制，更不会再生。

　　“说戏”是当今的工程，所以，“敲后门”也就在所难免。虽然仅此一敲，但这在工程的大门上还是留下了一个当今的手印。敲后门，五六十年前的艺人一定以此为耻。所以，这个手印也就成为了今人今天施工的痕迹。

　　启示二，《昆曲百种大师说戏》为研究昆剧表演理论提供了大量舞台实践的资料。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已指定“英译本”为研究汉学的参考教材。

　　“表演学”是《中国昆曲学》的四大分科之一。这些年来，“史学”“文学”“曲学”三大分科的研究皆有成绩，唯“表演学”没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关于“表演”的文章，记叙文多，论理文少。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图书馆里没有关于表演的“经”“典”可引据，或者是因为没有前人研究表演的模型供参照，或许是因为研究个体得到的结论不能平移为“昆剧表演”整体性的理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界不重视研究舞台实践。有昆曲教授2013年11月2日在香港研讨会期间竟然喆问，“这些老人能说出什么来？”这不必惊讶，轻视研究实践在任何业界都是常见的，而不仅仅存在于戏曲专业。

　　叶长海教授2021年在《昆剧表演流变研究》（刘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的“序”中认为，戏曲表演的理论研究仍很薄弱，要研究表演艺术。美国高友工教授更在五十年前就呼吁“要对昆曲的舞台实践作系统性的研究”。所以，学界一定要正视昆曲的舞台实践。与此同时，要构建《中国文人艺术学》，以《中国园林学》的“借景”方法，借鉴其他三类文人艺术（文人画、书法和古琴）共有的美学理念，以此拓宽昆曲研究的视野，《昆曲表演学》的研究才能够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