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索西多

　　易立明近年来不断地排戏，无论是新戏还是老戏，他总是试图以全新，甚至是颠覆性的观念来结构戏剧。2026年4月10日首演的这出被称为“思想戏剧”的《豫让》是易立明的新作，这是一部别具一格、值得一看的作品。

（海报源于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公众号）

　　之所以说值得一看，并不是因为这出戏已然完满，而是因为它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走得足够认真。《豫让》就像一杯前后失衡的饮品：上半场是一壶烧刀子，烈、醇、入口滚烫；下半场则换成一盏温吞的清茶，思虑漂浮在水面上，底下却不见茶骨。这种失衡并非致命的缺陷，而是让一部本可能更完整的作品，停在了“颇有雄心”而非“真正成立”的位置上。

　　《史记·刺客列传》里记录了五位命运迥异的刺客，豫让是其中最另类的一个。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不在于刺杀的成败，而在于豫让身上那种独一无二的执拗。专诸、聂政、荆轲的刺杀，都是一击成或不成，命运一次定格；唯独豫让，是一击不中再击，再击不中就毁容变声继续重来。豫让的刚烈里藏着一股书生气，执念里藏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纯粹。他不是江湖豪侠，是一个把“知己”二字看得比命还重的人，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注定是异类。

　　易立明选中豫让做戏，无疑是选对了人——这个人物身上自带戏剧性，自带追问，以及具备让人热泪盈眶和心生疑虑的情感张力。

　　上半场：形式与人物的浑然一体

　　上半场之所以精彩，首先在于易立明为豫让选对了表演形式。

　　豫让身上那种“被信念烧得变形”的质地，在现实主义话剧的语汇里装不下，因为话剧的台词节奏与心理逻辑，天然要求人物具备“常人”的情感曲线；而京剧程式化的表演体系——念白的顿挫、身段的写意、脸谱的夸张——恰好为表现这种极端性提供了合适的容器。京剧的“写意”与“夸张”原本就不是为了描摹日常，而是为了承载那些超出日常的情感与命运。于是上半场一开场，戏和人就咬合住了。

　　豫让扮演者刘大可的架子花脸，是实现这种咬合的关键。花脸最易流于粗豪，唱得响、做得狠即可交差；但刘大可演绎的豫让有另一层意思。比如他在得知智伯败亡后的那段独白，拖腔并未一味拔高，而是在中段压下来，带着一丝犹疑的抖音，仿佛人物在“要不要赴死”这件事上有过一瞬的迟疑——这迟疑，让后面的决绝显得真实可信，而不是脸谱化的忠烈。他的身段也做得极讲究，“漆身”一折里那几个亮相，每一个都带着一股被什么东西拧住了似的紧绷感，整个人像一张拉到了极限的弓，而非一具单纯用力的身体。

　　再如“漆身吞炭”一折的吐火。吐火本是京剧杂技里常见的一门绝活，但放在豫让这个人物身上，却实现了一次质变——它不再是技艺的展示，而是人物命运的物质化。火焰从他口中炸开的瞬间，技与戏合二为一，观众看见的不是演员在表演绝活，而是一个活人正把自己烧成灰烬。这是杂技进入戏剧的典范用法——不是插入的段落，不是为了博一声喝彩，而是除唱念做打之外，唯一能够承载这一刻情感浓度的表达方式。吞炭时那段哑声的念白，几乎是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观众听得出那不是“扮”出来的哑，而是连说话都要付出代价的状态——这种把身体的受难直接推到观众面前的能力，也是京剧所独有的。

《豫让》在“吞炭”段落中加入了“吃火”“吐火”的处理。（剧照源于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公众号）

　　郑子茹反串老生赵襄子的分寸把握得极好。在大段的吟咏之间，她没有用反派常见的冷峻高调，而是处理得平和甚至带有几分惋惜，这让赵襄子成为了一个真正懂得豫让的人，而非单纯的仇敌。也正因如此，最后“脱衣让击”那一场才有了分量，因为那不是敌人的妥协，而是一个懂他的人对他最后的成全。饰演豫让妻的旦角刘铮戏份不多，但“你连命都不要了，还要我做什么”一句，唱得柔里带硬，为整场刚烈的戏留下了一处必要的回旋——这一声在上半场只是轻轻一颤，却为下半场再度开口埋下了最长的一条伏线。

郑子茹饰演赵襄子。（图片源于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公众号）

　　可以说，上半场的好，不是靠情绪堆出来的，而是人物选择了恰当的形式、形式又激活了人物本身，继而创造出来的。豫让的极端性，本就需要京剧的夸张来托住，这也是这出戏最让人欣喜的地方：它让人重新看到了京剧作为一种表演体系，并不只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传统。在面对合适的人物时，它依然具有当代话剧难以替代的表现力。

　　下半场：思想的雄心与戏剧的乏力

　　上半场的精彩源于技与艺配合得熨帖妥当，下半场的构想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

　　当京剧演员卸下戏装端坐于台上，苏格拉底、马基雅维利、尼采、伏尔泰、孟德斯鸠、萨特、墨子、韩非子、庄子、孟子、司马迁，以及以线上数字人形式出现的孔子，次第登场，对豫让的选择展开审视。这一结构的意图是明确的，即把两千年前一个有关刺客的故事，放回到关于忠、义、自由、权力、自我毁灭等人类根本命题中重新打量。在形式上它也具有现代剧场的气象——打破幕墙、挪用观众席、让历史人物与思想幽灵同台。

　　其中有几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一处是孔子的出场方式。孔子并非由演员扮演，而是通过数字人的形式投影到舞台，并且还与现场的哲学家进行了互动问答。“数字孔子”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说道，“大家好啊！”现场观众听到先是一愣，随即会心轻笑。这一处理一方面打破了历史人物的神圣感，让“至圣先师”变得可亲；另一方面，孔子本来就是山东人，这样合情合理的“还原”为近乎凝重的下半场注入了难得的幽默感。同时也在提醒观众：哲学家不是纪念碑，他们首先是一个人。

　　另一处是彭雯妮饰演的主持人角色。在十几位哲学家轮番登场的叙述框架中，这个角色起到了重要的串连作用——她负责把哲人逐一请上台，抛出话题，进行追问与衔接，有时还要代表观众发出疑问。如果没有这个角色串场，下半场很可能会成为十几段独立松散的哲人独白；而有了她，至少在形式上被缝合成了一个持续进行的“对话场”。彭雯妮的主持节奏把握得很好，让观众有了一个可以附着的视角。从结构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

　　演员们在这一场的表演都堪称精彩到位，让各自扮演的哲学家真正在舞台上立住了。但下半场的问题也是在这些亮点之上浮现出来的，即形式创新足够充分，但戏剧性却相对不足。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表现形式或表演方式，而在于台词的写法与结构布局。

　　比如，韩非子在陈述“公法高于私义”的立场时，论证严密、逻辑自洽，但这是一段论文式的独白，没有任何台词意义上的“动作性”，这段话没有要“说服”谁，也没有被谁“逼问”出来，只是在一种戏剧化的口吻下被朗读了出来。接着上场的马基雅维利，也同样说了一段完整的台词。这样的处理方式给人的观感是，二人并没有发生真正的交锋，观点是摆出来了，立场是分明了，但他们之间缺少戏剧意义上的啮合。

　　尼采与萨特的段落也是类似的问题，尼采的“权力意志”与萨特的“自由选择”，在“豫让之死”这个具体命题上本可以产生激烈相撞，但剧本只让他们各讲各的。即便有主持人从中串联，也只是把独白逐一衔接起来，而没有实现观点的整合与交锋。

　　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之所以动人，不在于人物的观点被罗列得齐全，而在于观点之间的相互啮合与撕裂，这部剧下半场缺少的正是这种“逼”与“挣”的瞬间。十几位哲学家同台看似热闹，实则更像一场有序的学术研讨会，每位发言者都有提前设定好的发言时段，需要明确阐述自身立场。这样的安排更符合辩论的逻辑，而不是戏剧的逻辑。

　　此外，台词的晦涩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哲学术语进入戏剧舞台，需要被“翻译”成具有动作性的语言。所谓动作性并非指肢体上的动作，而是每句话都应当起到推动剧情的作用。但是下半场许多段落的台词，更像是从哲学史教材里截取下来的，它们虽然是完整的，却并不指向任何戏剧行动。

　　这对演员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他们被要求在舞台上为抽象命题赋予情感共鸣，但是剧本中却缺乏足以引发共鸣的台词支撑，只能靠演员的表演功力去“支撑”这些文字，即便支撑得再好，也难以令一段关于“权力意志”的论述在舞台上真正生动起来。

　　窃以为，若能在修改中大胆做减法，或许效果会大不相同。与其让十二位哲人依次发言，不如将线索收束为一两组真正咬住豫让命门的对话。比如，让韩非子的“公法”与豫让妻的“私情”正面相绞，让庄子的“齐物”与尼采的“强力”就“豫让之死”这一具体事件彼此追问到底，或者让司马迁与孔子围绕“士为知己者死”究竟是否堪为载入史书的美德，展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哲学可以入戏，但入戏的方式不是被端上台宣读，而是被逼到非说不可的绝境里喊出来。戏剧里的思想，从来不是“讲”出来的，是“撞”出来的。

　　烈酒与残茶之间，也许是一条真正的路

　　说出这些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这部作品的否定。恰恰相反，正因为上半场的闪亮，才让人们对下半场抱有更高的期待；也正因为易立明的雄心值得被认真对待，才有必要就作品的未尽完善之处做具体的讨论。

　　回过头看，《豫让》这出戏的意义，或许并不能仅仅以“上半场成功、下半场乏力”来简单概括。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极有分量的问题：传统戏曲与当代思想，究竟应当如何相遇？在大多数当代剧场里，这两者要么各行其道——传统京剧在自己的剧场里演着自己的老戏，当代话剧在另一个剧场里搬演着翻译腔的思辨；要么以一种浅薄的方式相互点缀——话剧里插一段京剧身段，或京剧里加几句现代台词，仅此而已。而易立明试图让二者在同一部作品里真正彼此承担：用京剧的程式托住一个古代人物的极端性，让当代哲学的思辨去逼问这种极端性的当代意义。这样的结构本身就是一次有意义的创造，即便它还没有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站稳。

　　这些年，易立明在戏剧领域的探索始终秉持着一种理念，他不满足于把传统京剧当作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也不愿意让当代剧场艺术仅仅停留在纯粹的形式实验层面，而是让传统与现代互相进入对方的肌理——让京剧的程式去承担当代议题的重量，也让哲学的思辨去照见古典人物的幽微。在这条道路上，愿意前行且能坚持走下去的人不多。《豫让》的上半场证明了这条路的可行性；而下半场的不足，则表明这条路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阶段。

　　因为始终在问真问题、走险路，易立明成为当今中国剧场里少数几个值得被持续关注的创作者之一——他的每一次尝试，哪怕未竟，也都在为行业开辟着新的可能。此时的《豫让》，还是“一半烈酒，一半残茶”——它足够烈，烈到让人记住了刘大可口中的火焰、郑子茹眼中的惋惜、刘铮声里的心碎；残茶也是茶，只是还需要再沏一会儿，它需要更滚的水，更聚的味，更老而更深的叶。豫让的火焰里本就站着所有的哲学家，他们不必从观众席里一个个走上来朗读自己的学说——他们需要做的，是在那团火焰里开口说话，让两千多年的思想史与一个刺客的身体，在同一簇火光中彼此灼烧。

　　那时，烈酒与残茶将不再是两种东西，而是融为一杯滋味。《豫让》也将不再是半部好戏，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戏——一部让人走出剧场之后，仍久久不能释怀的好戏。

　　我相信易立明有能力走到那一步。我也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索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