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韵诗

　　《伶仃世》是青年作家索耳历时六年完成的力作，他将自己旅途的见闻、家族留存的记忆碎片与自己的阅读经验整合起来，构造出一个独特的南方宇宙。他说：“‘伶仃’的本意是孤独，‘世’是从人类学概念‘人类世’里来的，我后来又发现，‘世’其实在粤语里有特殊的意境，更像指一代人或这辈子。《伶仃世》中我以策展的思路，选取二十世纪不同时空的人物，书写他们各自那一代人的困境与无依的感受。”

　　从这个角度出发，小说被分为六个章节，结构颇具匠心，以“我”的阿嬷留下的番石榴飞艇的故事为外壳，包裹着从二十世纪抽离出的四个故事。每个故事之间没有明确的情节上的联系，但又有着共同的共鸣与焦虑。

　　历史缝隙，以想象叙事

　　《伶仃世》可以说是一部在未完成历史事件基础上延续的虚构故事。索耳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与文献翻阅，尽极大努力还原二十世纪南方地域的历史语境。

　　以序曲中提及的谢缵泰发明的“中国艇”与康有为的巴西移民计划为引，索耳展开了四个相互独立的虚构故事：无处归依的南洋华商，挣扎于上岸与否的疍家人，被战争冲散的越南华人姐妹，阴差阳错到了深圳的打工仔。这些故事背后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日军侵略马来亚、伍连德抗疫、郁达夫逃难、越南难民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内陆水灾与打工潮……但主人公与他们的命运是虚构的。索耳在真实历史的缝隙里，用想象填充出这些边缘人的生存境况，把他们放入主流历史叙事未曾触及的空白处。

　　真实历史中，飞艇仅停留在图纸阶段，巴西移民计划最终不了了之，它们都是未完成的历史。索耳关心的是：这些未完成的事物，是否有被延展的可能？如果它们真的实现了，会是怎样的图景？书中无论是“我”搜寻的代代相传且没有进入宏大历史叙事的家族史，还是虚构的人物与事件，都不以颠覆“大历史”为目标，而是与其产生了一种趋同性，以虚构的方式打捞起二十世纪南方的离散文化与边缘人的困境。

　　四段故事，四种边缘人

　　“我天生对整体、一统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关心更细微的东西，以及和大的系统相区别的东西。我对离散的文化和边缘人的兴趣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是索耳的自白，也是书名中“伶仃”二字的注脚。《伶仃世》里的四个主人公——二三十年代的华商章芳伯，五十年代的疍家人十五，七十年代的越南难民英与珠，九十年代的打工仔李超明，他们身份各异、时代不同，但共享同一种状态：漂泊无依，他们都是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的边缘人。

　　章芳伯的曾祖父当年孤身下南洋种烟草，挣大钱，而后繁衍生息。章公继承了祖先的文化与语言，依然像祖宗在故土一样拜神祈福，对于福建话、潮汕话、粤语等语言的认同更甚于国语。然而这份认同在南洋的土地上已经无处附着，书中写得很清楚：“他们都有一个可归去的故乡”，而章芳伯没有，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来自哪里。在英属殖民地槟城，他找不到归属感，再加上身体的残疾，使他陷于一种孤独漂泊的困境：异乡就是故乡；而故乡，也是异乡。

　　作为疍家人后代，十五的边缘困境则有所不同。他跟随养母靠海为生，饱受陆上人的歧视，命比纸薄，四处漂泊，就连死后都不允许葬得比陆地人高，只能葬在水边滩涂上。随着海上资源渐渐枯竭，本就不易的生计更难以为继，十五想要抓住机会上陆住公屋，不再过被歧视霸凌的生活，然而他的养母割舍不下疍家人的传统，不愿意离开海，两代疍家人的观念发生了碰撞。这一篇故事呈现的是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疍家人的真实生活与困境。

　　英与珠是从中国到越南谋生的华人后裔，在越南出生，相伴长大，被战争爆发隔开，各自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旅途。两人的故事穿插着讲述，仿佛两面相互映照的镜子。英登船逃难，最后到了澳大利亚；珠跟随老师向北离境，与老师走散后孤身进入广西，想方设法融入当地。一路颠沛流离，越南战争中女性难民的形象以及她们逃难的路径就此展现在读者眼前。

　　李超明来自湖北农村，阴差阳错坐上了开往深圳的大巴，来到这个繁华都市打工谋生。在这一章里，读者能看到异乡打工人的困苦，尤其是工厂女工，不仅工作辛苦薪资微薄，还时常承受着上级男权的压迫；也能看到异乡打工人对故乡的眷恋，以及无法真正适应繁华城市生活的疏离。他们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是否要选择归乡”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通过四个故事，四种人生，小说打捞起主流叙事之外的南方边缘人的真实面目，他们的困境与孤独、坚守与迷茫，都在书中得到了诉说的可能。

　　南方味道，一章一方言

　　在这部结构安排极其独特的小说里，时间不是线性的，是环形的、多孔的，就像“水的波纹”，二十世纪抽离出来不同时空的人物，他们的故事由里到外一圈又一圈，在历史的水面上泛起涟漪。正如作者所说：“我想打破传统长篇小说的时间结构，我想写的其实是时空，人只是作为要素被包裹在时空里面。”

　　这四个故事之间没有因果关联，也没有人物交集，作者有意打破传统中长篇小说中惯常有的情节连续性，代之以一种空间化的结构，描绘处于某个时空中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物被并置于同一个叙事结构中，相对独立，但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又形成了对照与共振。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小说获得了一种南方人物群像的效果，也就是索耳所说的“世”的概念。

　　四个故事可以说没有结局，就像是从几个人物完整的生命中裁切一段放到书中一样，每一章的最后都戛然而止。章公是否顺利逃亡？十五上岸后的生活是否真的是他想象中的样子？英去了澳大利亚，珠去了广西，她们之后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李超明在深圳的生活要如何继续？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作者在此留白，问题回荡在人物命运的故事和读者的想象里。

　　除却文本结构独特，小说语言运用也别具匠心。索耳有意使用南方方言的词汇和语法，但又将其与普通话并置，使得读者不至于无法读懂，又能有身临其境之感，领会到其中独特的南方味道。并且南方方言保留了一定的古代汉语韵味，给小说又增添了诗意。与此同时，索耳有意将不同章节的语言风格区分开来：序曲和尾声主要是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第一章章公的故事是闽南语；第二章接近于水上人特有的土话；第三章主要是粤语；第四章则是将普通话与湖北方言杂糅在一起。通过这些语言上的处理，《伶仃世》的不同章节之间产生了一种文本的张力，展现出一种对北方方言或官话系统为代表的语言范式的抵抗。

　　《伶仃世》将一个独特的南方世界展现在读者眼前，以故事的方式在历史中打捞边缘人的生存境况，全书回荡着具有南方特质的生命力，以及对于已经逝去的时空的怀旧和感伤。就像作者所言：“书写他们，才能理解被遮蔽的历史，理解陌生又异质的生命。”虽然过去的故乡与时间的真实面目已难以追寻，但代代相传的故事，就像阿嬷记忆中的番石榴飞艇一样，总会在关键时刻搭救身处险境的人们。（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