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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小淳
这些年,关于“美”的讨论似乎越来越热闹了。
社交媒体不断制造新的视觉潮流;“高级感”“氛围感”“电影感”等审美标签被迅速复制、传播;人们频繁出入美术馆、艺术展馆,却未必真的愿意停下来,安静地看完一幅作品。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迅速辨认某种风格、某位大师、某个艺术史标签,作品中藏在细节里、耐人细品的深层意涵,反倒被匆匆略过。某种程度上,这种追求效率的观看方式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艺术史的理解。长期以来,艺术史写作大多围绕流派演变、风格更替和大师经典展开,那些散落在历史细部中的人物、事件以及独特的观看经验,往往容易被忽略,南京大学教授周宪的新著《艺术史中的非典型美学》则试图从这些不那么显眼的地方重新进入艺术史。该书通过十位艺术家、十个艺术史片段,带领读者穿行于五百年的西方艺术史之中,在熟悉与陌生之间,重新思考艺术与美学的丰富可能。
走进真实的艺术现场
如果说艺术家与艺术作品构成了该书的叙事框架,那么贯穿其中的,则是作者对于美学问题的持续思考。在作者看来,艺术史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如何观看世界、如何理解自身,又如何不断修正关于“美”的观念。
因此,全书虽以西方艺术史为论述载体,核心始终聚焦美学本质,让文本自带人与时代双向映照的厚重质感。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觉醒带来的“人的发现”,还是现代主义艺术对现代社会人类处境的回应,艺术形式的每一次革新背后,都折射着时代观念与生活经验的变迁。也正是在艺术与时代的相互映照中,该书所探讨的美学问题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历史维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强调的“非典型”,并不只是对艺术史边缘人物或特殊案例的关注,更体现在观察艺术与理解美学的路径之上。与许多从理论角度进入艺术史的著作不同,该书选择了先把读者带到具体的艺术现场,比如一幅肖像中的眼神、一处光影的变化、一种新的观看方式。有关美学的问题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对艺术作品的持续凝视中慢慢浮现出来。
正因如此,全书读来没有太强的理论压迫感,反而保留了艺术经验本身的鲜活与开放。这是一种具有翻转意味的美学论述方式。这种转向意味着,美学重新回到了人的感知经验本身,即我们为什么会被某种光线打动?为什么会在某一幅肖像前停留更久?为什么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刚出现时总令人感到陌生甚至抗拒?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回到艺术作品的内部去探讨。这也促使我在阅读该书时,持续保留着一种“观看中的思考”。
女性艺术家通过自画像突围
在全书十章中,第七章关于法国女画家伊丽莎白·路易丝·维热-勒布伦的讨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因为她是书中唯一被专门讨论的女性艺术家,更因为这一章节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于“非典型”的诠释。
在男性艺术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维热-勒布伦的出现悄然改变了艺术的性别视角。1783年,她与同时代的女性艺术家阿德莱德·拉比耶-吉亚尔破天荒地进入了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当时学院有严格规定,女性在册成员不得超过四人。那个时代的社会机制对女性充满了压制,她们无缘参与人体写生训练,因此几乎无法涉足地位最高的历史画创作,而只能在肖像画、风俗画等“次要”领域中寻找立足之地。
然而,正是在这种限制中,女性艺术家利用画室和自画像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女艺术家的工作场景,她们在画室这一具有私密性和女性特质的空间里,通过画笔确认自己的在场。对女艺术家而言,自画像不再单纯是技艺的呈现,更成为她们跻身艺术圈、确立自我身份的途径。在该书列举的作品中,有一幅展现了拉比耶-吉亚尔与两名女弟子在画室共同工作的身影。这是一种不同于男性绘画传统的气息,女性不再只是被描绘的对象,而成为知识与技艺的传授者,也让人得以窥见一条常被艺术史忽略的女性艺术传承脉络。
读到这一章时,我常会想到今天的影像世界。社交媒体时代,女性形象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出现在镜头之中。但与此同时,女性也更容易陷入一种被持续观看的焦虑。滤镜、妆容、身材、年龄,乃至生活方式,都被纳入某种无形的视觉规训。因此,当该书重新回到18世纪女性艺术家的自画像,再去讨论“女性如何观看自己”这一问题时,它便不再只是艺术史内部的话题,而与今天的现实经验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非典型美学”影响时代观念
全书没有刻意“联系现实”,却能够让人意识到艺术史与现实并非隔绝。这也是该书很打动人的地方。每一种艺术观念的变化,背后都折射着一个时代更深层的精神气质。
事实上,周宪教授在书中也不断提醒读者,美学不是固定不变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迷恋秩序与和谐,浪漫主义时代的人们沉醉于忧郁与崇高,现代主义则不断拥抱陌生、碎片与不安。那些最初显得怪诞、边缘甚至“不像艺术”的非典型表达,后来往往会改变整个时代对于“美”的理解。也许,这正是“非典型美学”给予读者的重要启发。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容易被算法塑造趣味的时代,重新保有对陌生事物的感知力,或许比单纯获得多少艺术知识更加重要。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