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钟军

　　古装剧《百花杀》无疑是近期热度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该剧改编自锦凰小说《我花开后百花杀》，以沈汐和重生复仇、与太子萧华雍从相互试探到携手破局为主线。自七月初于腾讯视频上线后，该剧热度迅速走高，但其后续口碑却并未得到同步提升，反而呈现出明显的“高开低走”态势。究其原因，并非演员演技或服化道拖了后腿，诸多观众认为其存在着明显的古装剧套路化问题。

近期热度最高的电视剧之一《百花杀》剧照

　　的确，熟悉古装剧的观众在这部剧里可以看到《宫》《步步惊心》《琅琊榜》《宁安如梦》《锦绣未央》《墨雨云间》《国色芳华》等热门作品的影子，尤其最像《九重紫》：同为孟子义饰演的重启人生的贵女，妆造、冷调影像、配音气质以及部分演员也颇为相似；甚至，重生复仇、宅门清算、双强结盟等叙事元素也再次出现。当然，这并非说它抄袭，而是发现当一套叙事模式经过市场验证之后，创作很容易沿着熟悉的轨道继续滑行。或者说，当前国产电视剧出现了一种名为“重生复仇古风大女主剧”的次类型。

　　一部剧属于某种类型，并不是它的原罪。重生、复仇、爱情、大女主、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故事好看的元素。类型也并不等于套路，更不等于低级。它本质上是一种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约定：观众大致知道自己将获得怎样的情绪经验，创作者则要在这种约定之内，拿出人物、冲突和世界的独特性。

　　《百花杀》值得讨论，是因为它很典型地将当下女性向古装剧最受欢迎的几种原料，炖在了一起：重生带来命运逆转，复仇提供情绪动力，香道增添国风美学，势均力敌的男女关系则负责情感张力。它显然非常清楚当下观众希望看到什么：女性不再只等候被拯救，而要掌握信息、调度资源、反击敌人；爱情不再只是牺牲事业的奖赏，而要成为势均力敌的结盟。问题在于，当太多类型元素被同时装进一部剧，它们很容易让这些本可推动人物、建立世界的元素，不时被压缩成快速兑现情绪的按钮，从叙事的发动机变成了叙事的快捷键，而类型不仅没有被用来建立故事，反而被用来跳过建立故事最困难的部分，成为叙事偷懒的理由。

　　重生：信息差不能成为免死金牌

　　《百花杀》让遭遇灭门之祸的顾青栀以沈汐和的身份重新进入人生。这种“借身重生”本来比一般的时间倒流更复杂：一个人既要清算前一重身份的仇恨，又要承接另一重身份的亲缘、责任和社会关系。重生设定天然带有爽感，这并没有问题。但在不少情节中，两重身份所带来的记忆、地位和资源，更像是被整合成了一套方便行动的能力包。女主能够迅速识别人心、判断局势、调度人手，身份转换造成的陌生、负疚和伦理困境则被轻轻带过。

　　在这里，重生主要负责让人物提前起跑，却较少迫使她重新认识自己。可以说，重生一旦只剩“预知”，人物便会迅速失去悬念。真正有力量的重生故事，应当让“知道过去”与“改变未来”之间产生新的困难。若从广义的“再生叙事”看，《琅琊榜》中的林殊之所以令人信服，正在于身份重塑与巨大失去同时发生。梅长苏获得了新的行动方式，也永远失去了原来的身体、姓名和人生。再生不是奖励，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消耗。这种“以失去换来新生”的设计，使人物的悲剧性、智慧感与理想主义彼此交织，也让重生具有沉重而克制的现实力量。

　　换句话说，重生提供的应该是信息差，而不是免死金牌。信息越多，人物的责任反而越重；选择越主动，代价也应当越清晰。倘若所有障碍都能被“前世我早已知道”轻易化解，重生就会从对命运的追问，滑向一场毫无成本、索然无味的通关游戏。

　　复仇：清算不能代替正义

　　复仇叙事最容易获得观众即时的情感认同。尤其在女性叙事中，复仇往往承接了对伤害、背叛、剥夺和不平等的反击愿望。观众并不排斥“打脸”，也不排斥恶人得到惩罚；问题在于，如果复仇被处理成闯关式的清除任务，人物的痛苦会被简化，正义也会被简化。

　　《百花杀》第三集中，沈汐和刚回皇都，就将害死生母、又纵容儿子作恶的继母萧氏逐出国公府，迅速完成了对旧日家庭秩序的清算。这段戏设计节奏利落、态度鲜明，让观众立刻看到女主掌握主动权，充满了“高密度爽感”，非常适合切片式地网络传播。但证据如何被取得，卫国公为何长期纵容，家族内部的权力如何重新分配，沈汐和又怎样面对母亲之死留下的创伤，都没有得到相称的展开。结果来得太快，清算便更多是胜负，而不是审判。

　　这也是不少古装爽剧共有的通病：开篇迅速完成伤害、暴露恶意，把道德界线划分得足够鲜明；随后赋予主角记忆、技艺、线索或盟友，使其在信息和能力上占优；最后把清算安排在家宴、朝堂等公开场合，以揭穿、驱逐、夺权或降罪完成情绪回收。《延禧攻略》《墨雨云间》《雁回时》等都如出一辙。但真正有分量的复仇，不只在于“谁赢了”，还在于“赢的代价是什么”。复仇者是否会变得冷酷，是否会伤及无辜，是否必须借助自己曾经厌恶的权力规则？这些问题会让复仇不止于泄愤，而成为对人性与秩序的重新审视。

　　国风：传统文化不是开挂工具

　　近些年国产古装剧，尤其是女性向作品里，越来越善于为女主角配置一门具有中华传统文化辨识度的技艺。从《梦华录》的点茶、《锦绣未央》的刺绣到《尚食》的饮食制作、《国色芳华》的牡丹培植，再到《九重紫》的医术、《朝雪录》的医术和勘验术等，这些技艺既能形成带有国风意境的视觉风格，也能让女主进入公共生活，塑造其事业线。

　　《百花杀》选择的是“香道”。沈汐和识香、调香、制香，以香辨人、传递线索、制敌解困，香也成为她与萧华雍彼此试探和确认心意的媒介。但看完该剧，会发现，香道并未真正进入人物的生存逻辑，它只在关键时刻负责制造奇效、破解困局，或者只在服化道中承担“精致感”。它频繁发挥作用，却较少显露一门技艺应有的限制，因此就难免沦为一种装饰性的魔法。

　　古装剧可以追求美，但美不能代替因果。文化元素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观众一眼认出“这是国风”，而在于它如何改变人物的谋生方式、社会身份和关系结构，如何影响一个人谋生、受尊重、被排挤或取得权力的方式。只有这样，国风才不是一套滤镜，而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肯定电视剧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也要警惕套路化的趋势。传统文化不是古装剧的精致点缀，更不是主角开挂的工具，它应该成为叙事的内核。

　　大女主：主体性不在于永远获胜

　　近些年国产“大女主剧”，让女性从被观看、被拯救的对象，转为行动者和叙事中心，并开始书写女性的职业能力、互助关系与公共抱负。这是一种进步，但“大女主”并不是指“女性胜利”这个结果，若她的成功仍主要依赖男主保护、嫁入更高权力体系，或只靠连续“打脸”与清除坏人来证明强大，这很容易滑向“伪独立”和人物同质化。女主如何获得信息，如何判断盟友，如何与其他女性建立复杂而非单一的关系，如何面对父权秩序的吸纳、利用与反击，这些才是“大女主”真正值得书写的内容。

　　女性主体性不在于她永远获胜，而在于她真正拥有选择，并且选择足以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她可以犯错，可以迟疑，可以失去，也可以不那么讨喜；她还应当与其他女性形成合作、冲突、理解和误解，而不是让她们只作为盟友或“坏人清单”出现。如果一部大女主剧只把女性力量理解为“她比所有男人都聪明，且所有人最终都会爱她、帮助她”，它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主角叙事的惯性，只是把主角换成了女性。

　　当然，讨论《百花杀》及其同类创作，并不是要求古装剧重新回到沉闷、缓慢和高门槛的叙事中。观众的时间有限，快节奏、强情绪、明确的人物目标，都是当下剧集的重要竞争力。问题不在于“爽”，而在于爽感是否建立在可信的人物行动之上；问题也不在于“类型化”，而在于类型是否还有能力生长出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

　　所以，今天古装剧创作更要警惕“标签加法”的迷思，以为重生加复仇、权谋加爱情、非遗加美学、女主加逆袭，就必然等于元素丰富。事实上，元素越多，越需要有一个能够统摄全剧的核心问题。若《百花杀》要讲的是一个经历毁灭的女性如何重新夺回命运，那么重生、香道、爱情与权谋都应当服务于这个叙事，而不是各自争抢注意力。类型从来不是古装剧偷懒的理由，它可以是创作的起点，却不能是创作的快捷键。如果类型创作最后走向同质化的套路，那观众迟早有天会厌倦然后迅速抛弃。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