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小鱼

　　刚听说《年会不能停！》要出续作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必要吗？这实在是因为无论从戏剧结构还是从主题表达层面上来说，前作都已经足够完整。再拍下去，这个故事还能说什么呢？

　　大鹏含量不足年会少了灵魂

　　不能说《年会不能停！2》（后简称《年会2》）的导演兼编剧董润年不努力，他既想继承前作荒诞喜剧的独特风格，又试图引入“无限流”（中国网络文学流派之一，其核心设定为现实人物被超自然力量选中，进入由电影、游戏等流行文本构建的虚拟世界中进行无限轮回的冒险）元素来增加看点，但《年会2》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少了一些“新鲜感”。职场“无限流”的设定让人不难联想起日本电影《疯狂星期一》和国产喜剧《不过是上班》。

　　《年会不能停！》为什么能成功？大鹏饰演的胡建林功不可没。作为钳工，胡建林阴错阳差被调入总公司，当上了领导，还沾染上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又在幡然醒悟后，重新站到普通劳动者一边。靠着大鹏的演绎，这个人物又好气又好笑，很出彩也很接地气，因此赢得了观众的好感。

　　在《年会2》里，张若昀饰演的刘奔事实上接替了胡建林的角色和功能。他是一个职场上的热血青年，通过“无限流”不断积累经验，从而扶摇直上，但也一步步迷失了自我。好在他最终迷途知返，在年会上为基层员工发声。

　　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两者在形象设计和心路历程上非常重复、缺乏创新，显示出创作者的路径依赖问题。更要命的是，前作中一个朴实、勤恳的劳动者把腹黑、狡诈的企业高管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喜剧情节其实藏着深刻的主题：如果没有企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高管们的自私自利，也就不可能有胡建林的风生水起。但在续作中，刘奔的不断升职靠的完全是机械降神式的“无限流”和莫名其妙的好运气，对职场生态的描写和观察显然逊色了不少。

　　尽管大鹏并非前作的导演，只是主演之一，但他极具辨识度的“作者性”，仍然为电影带来了充足的可看性和娱乐性。胡建林造成的乌龙虽然看上去很离谱，但大体上倒也合情合理，这也是大鹏的拿手好戏。

　　而《年会2》从观感上来说更接近董润年之前的作品《被光抓走的人》——有极具巧思的概念设计，但缺乏对叙事的掌控，以至于会给人留下混乱不堪的印象。尤其是《年会2》中抓领导小三、扇高层耳光等桥段，相信会让很多观众想问“何意味”。大鹏有没有在前作的拍摄过程中和董润年进行交流或沟通，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显然，当胡建林在本片中成为小配角，影片似乎也失去了灵魂。

　　《年会2》和前作的重复，还体现在几乎一模一样的结尾上。如果说《年会不能停！》的可贵，是不满足于搞笑，而是对不健康职场文化的积极探讨以及指向人文情怀，那么到了《年会2》里，三年过去了，主人公还在高喊那几句口号，观众就只会不可避免地感到审美疲劳了。

　　职场电影要不要关注“真问题”

　　事实上，《年会不能停！》虽然在口碑和票房上取得了双丰收，但彼时该片受到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主角们虽然在年会上让广大观众跟着“燃”了一把，但他们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并没有改变，职场文化的系统性问题也没有被解决。出现问题全靠董事长主持“公道”，这样的企业会有希望吗？

　　这一问题非但没能在《年会2》中得到解答，反而连问题本身都被丢到了一边。所有矛盾和冲突，似乎都集中在了“刘奔到底能不能升职成功”上，好像只要“好人”成了企业的领导者，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指望用文艺作品来解决现实困境是不现实的，但如果创作者完全抛弃对“真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只是一味渲染和突出“燃”与“爽”，就会让作品陷入空虚无力。不幸的是，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不少职场电影屡试不爽的创作套路。

　　电影《长安的荔枝》和《浪浪山小妖怪》都生动地讲述了职场文化中的积弊和基层打工人的苦楚，但在结尾处，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避”。《长安的荔枝》的结尾，主角一家归隐田间地头，反倒意外地逃过了灭顶之灾，保存了自我；《浪浪山小妖怪》里的小妖怪们则干脆回归山林，不玩那套职场游戏了。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或个案，它恰恰说明当下的职场电影已经进入了瓶颈期。创作者一方面竭力表现打工人生存状态的不易，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去触碰、探讨问题的根由，并把所有解决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更高层级的“强者”上——他可能是《年会不能停！》里的董事长，可能是《长安的荔枝》里的杨国忠，也可能是《浪浪山小妖怪》里的孙悟空。

　　长此以往，职场电影或许会越来越像《年会2》的片尾彩蛋——一群打工人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工位上跳起了舞——这仿佛是在告诉观众：一切都是在“闹着玩”，认真你就输了。

　　只看重流量观众还能共情多久

　　这些年，职场电影的题材、内容、形式越来越多元化，俨然为电影市场开辟了一条新赛道。比如，《逆行人生》聚焦被裁员的大厂程序员，《胜券在握》对准被卸磨杀驴的公司初创老员工，《银河写手》则瞄准了影视编剧被压榨的乱象。

　　它们各出奇招，但显然都没有取得预期中的好成绩。其背后的问题或许在于，很多职场电影试图用接地气的方式与打工人共鸣，最终却只是把打工人的困境夸大成了银幕上的“奇观”，既不能引领观众去想象、去思考，也不是真关心普通人的难处。如此一来，这类影片只会慢慢消耗观众的耐心和情绪。毕竟，打工人平时上班就够辛苦的了，谁还愿意在难得的周末到电影院去找不自在呢？

　　和老一辈的导演不同，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导演，格外注重观众、尊重市场。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他们很懂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榜，知道什么能带来流量和热度。然而，这既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问题：过于关心市场逻辑，会让他们忽视了普通人的喜悲。

　　“年会”系列电影里的职场情绪当然是真实的，但胡建林也好，刘奔也好，在年会上的慷慨激昂如果一再反复，就只会让观众感到腻味。根据影片的设定，一家企业一边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困难，计划让数以千计的员工下岗，一边还要花巨资办这样一场如此光鲜亮丽的年会，为主角们提供真正的高光时刻，这可能才是电影真正的荒诞之处。

　　从这个角度看，只是在单纯重复自我的“年会”系列或许该停了，可创作者更应该思考的是，职场电影到底该怎么拍下去？（余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