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欢呼，不妨先收着点——人民经验如何进入新大众文艺？

来源：艺评空间2026-09-24 09:12

　　作者：王洪所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王计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获奖名单公布的前一天，他还在江苏昆山送外卖。这位1969年生于邳州的诗人，初中辍学后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拾过废品、摆过书摊；2022年因一首《赶时间的人》被熟知；20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三年后，他成为鲁迅文学奖历史上首位以外卖骑手身份获奖的作者。王计兵几乎成了“人民经验进入文艺”这一命题的标准样本。

　　当前，新大众文艺如火如荼地发展，人民从“被书写者”转变为“书写者”，成了新大众文艺最鲜明的特征。2026年全国两会通过了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人民经验究竟如何进入新大众文艺，进入之后又将面临什么问题，值得掰开了说。

　　“新”在哪里

　　人民大众成为文艺的主角，这件事本身并不新。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兄妹开荒》，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为中共七大代表演出，而且是边演边改——“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就是这样由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一起磨出来的。

　　赵树理说自己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他写小二黑、写三仙姑，用的是农民听得懂、也愿意传的话。

　　北京皮村的新工人艺术团2002年起就到工棚和工地为工友唱歌，2008年办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2012年第一届“打工春晚”在皮村开场。

　　“打工春晚”是由民间组织“工友之家”主创的公益性文艺活动。第一届打工春晚于2012年1月8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图片源于网络）

　　这条线，八十多年没有断过。

　　那么“新大众文艺”新在何处？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工具变了。秧歌剧需要鲁艺师生进行演出，打工春晚也离不开表演场地和音响，今天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完成拍摄、剪辑和发布全流程，文艺的生产资料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分散到每个人手中。

　　二是关系变了。过去的人民文艺主要靠专业人员“沉下去”——下乡、下厂、采访，那时人民是被表现者；今天，外卖员、矿工、农民、摊主都可以注册个人账号并亲自出镜分享生活，“被表现”第一次大规模地转变为“自我表现”。

　　三是经验变了。平台算法、外卖时限、直播间、返乡与留守，这些一二十年前尚不存在的生活，正在催生新的题材、新的语感和新的形式，微短剧就是从这片土壤里自己长出来的。

　　四条通道

　　人民经验进入新大众文艺，粗看如洪流，细看有路径，至少有四条。

　　第一条是劳动者的第一人称写作和拍摄

　　王计兵写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写的是自己作为一名外卖员的生活；陈年喜从事矿山爆破工作十六年，一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让许多人第一次听见矿山深处的声音；范雨素从湖北襄阳到北京打工期间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创作出自述体文章《我是范雨素》，一夜之间刷遍网络。

上图：2014年冬天，陈年喜在矿山工棚里写作。（图片源于新华社）下图：范雨素。（者也/摄）

　　影像这一路更热闹：李子柒在四川绵阳的乡野间拍摄节气、农事与手工，彭传明在福建闽北的山村复原制墨、造纸等古法技艺，“张同学”以密集的剪辑拍摄东北农村单身汉的寻常日子。他们的镜头中没有职业演员，或者说，劳动者本人就是演员。

　　第二条是身体性、节庆性的集体表达

　　2023年5月13日，贵州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二十支球队、为期两个多月的比赛，参赛球员包括烧烤摊主、司机、教师、学生和返乡青年，赛事由村民自主组织、自筹经费，单场观赛人数达六万余人，让全网见证了“村超”的魅力。

　　此前一年，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由苗族“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发展而来的“村BA”已经走红，这个一千多人口的村子，在总决赛的几天里涌进了两万多名观众。

　　这类活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生活的作品”，而是生活本身——球赛、歌舞、美食与走亲访友结合在一起，人们不再只是旁观者，还同时拥有了参与者、观赏者和创作者的身份。2024年新年贺词中的“‘村超’‘村晚’活力四射”，肯定的正是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文化能量。

　　第三条是创作者的转译与协作

　　2015年的一部纪录片《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吴飞跃用几年时间跟踪拍摄许立志、陈年喜、邬霞等六位工人诗人，记录下他们的劳作、生活与悲欢离合。转业军官何苦跑到重庆自力巷当棒棒，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拍出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

　　2023年8月，两个“90后”博主“煎饼果仔”“夏天妹妹”用三集、共十七分钟的自制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将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拟人化，让文物自己开口说话，把一个沉重的民族情绪讲得又轻又重，收获了抖音平台数以亿计的播放量。

　　2023年元旦，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B站推出动画集《中国奇谭》，在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里，浪浪山的小猪妖被熊教头逼着做箭、被按在锅上当刷子，对着传声筒那头的母亲欲言又止——弹幕里飘过成片的“报我身份证得了”，专业动画工业精准接住了年轻“打工人”的日常。

　　经验未必都要亲自积累，好的转译同样能让经验抵达公众。区别在于，转译者选择转身掠夺，还是俯下身合作。

　　第四条是二次创作和集体共创

　　曾经，在作品完成的一瞬间，宣告了它创作生命的终止。但在弹幕、鬼畜、同人视频、评论区写诗成常态的当下，观众不再是作品的终点，而是真正成了作品的延长线。

　　屏幕上滚动的弹幕，让视频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还成为无数人共同参与和互动的文化现场：无数观众把梗、考据、泪点和再创作叠在画面上，形成一种没有主编的集体书写。

　　四重关卡

　　通道存在，不等于走得通。人民经验要真正在文艺里安家，至少要过四重关卡——而这些关卡，恰恰是当下许多欢呼式文章绕着走的。

　　第一重算法的关卡：可见性并不等于主体性

　　2022年7月25日，哔哩哔哩UP主“衣戈猜想”发布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一夜刷屏。紧接着，针对作品的细节真实性、文案来源和“消费苦难”的质疑接踵而至。7月27日，作者发文：二舅和姥姥已不在小山村，希望止于相忘。二舅的起落像一个寓言：平台决定谁被看见，而被看见的，往往是最贴合观众想象的那个乡村、那类苦难、那种“治愈”。

　　镜头虽然在每个人的手里，分发的钥匙却在算法手里。算法只忠实于完播率和互动率，不会对经验的完整与尊严负责。

　　第二重形式的关卡：经验的原材料不等于艺术作品

　　苦难不会自动变成诗，流水线也不会自动生成小说。

　　王计兵的诗之所以触动人心，首先是因为诗成立，而并非因为他外卖员的身份。这里要警惕一种“身份担保”：因为作者是劳动者、题材是底层，就可以获得艺术上的豁免。这看似尊重，实则是另一种傲慢。

　　赵树理写农民，把农民的语言、评书的章法和现代小说的结构熔铸成了无可替代的艺术。因此，经验需要转化成形象、结构和语言，这道工序谁也绕不过去。

　　第三重产权的关卡：经验进入文艺却不一定能获得收益

　　李子柒2016年走红，2021年7月因与MCN机构杭州微念的纠纷停更——她发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产品收益归了公司，自己只能拿视频分红，于是在微博写下“资本好手段”。纠纷直到2022年12月才在法院调解下和解，她在子柒文化的持股由49%增至99%，代价是停更一千二百一十七天，直到2024年11月才重新更新。一个拍出了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乡土影像的创作者，差点失去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

　　村超是村民自筹自办的，可赛事短视频的流量、广告和数据沉淀在平台服务器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表达构成了平台的内容主体，注意力收益和数据收益却另有归属。

　　人民经验进入了文艺，人民是否也获得了收益分配？这个问题不回答，“主体”二字就要打折。

　　第四重评价的关卡：专业评论眼下两头失职

　　目前的评论存在惰性和“时差”，一头是嫌“土”，把短视频、微短剧、打工诗等阻挡在了研究视野之外，没有紧跟文艺发展的步伐；另一头是廉价欢呼，把“人民写的”直接等同于“写得好的”，用“人民性”的标签代替文本分析。

　　与此同时，生产端早已洪水漫灌。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发布会的信息，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仅2026年前八个月上线的微短剧就有43万部，其中AI剧占比超九成。

　　43万部里，霸总、逆袭、复仇的套路占了大头，模板化的“人民生活”正在反过来窄化真实的人民经验。如果没有及时跟进的批评，海量生产就可能成为海量噪音。

　　“普及”与“提高”的新课题

　　讨论新大众文艺，最应当重读的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今天真正值得继承的，不是“写什么题材”的硬性规定，而是搞懂“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白毛女》不是几位作者关在窑洞里写定的，它是在一场一场演出中，照着台下农民的反应改出来的，这就是“提高”从“普及”里生长的活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