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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金钟奖得主、知名词曲作家王德清创作的长篇叙事史诗《麦芒》,于2026年6月在各大数字媒体平台上线。作品聚焦隐匿在时代角落的平凡人,自面世以来热度持续走高。本文试图跳出精英文学与通俗文艺的二元对立,既正视《麦芒》作为新大众文艺样本的价值与温度,也直面其写作范式的局限与困境。
作者:潘志勇
在短视频和碎片化阅读主宰文化消费的今天,一部自称“长篇叙事史诗”的作品能够引发广泛关注,本身就构成一个值得追问的文化现象。
流量的逻辑天然偏爱强刺激、高密度的情感片段。《麦芒》在语言上恰好契合这一特质。几乎每一行都铺陈了具象的意象,每一段都有情感的峰值,书中反复出现的“三百块钱”“掉了一只鞋的早晨”“我还活着”,构成了极易在传播中被截取、被单独放大的情感节点。这种写作方式与当代短内容生态之间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契合,因此,《麦芒》在流量层面的成功并不意外。
但问题正在于此:流量的成功是否遮蔽了对这部作品更诚实的文学判断?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因为对流量文化的本能警惕,而拒绝正视它在某些层面上真实达到的文学高度?
意向: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路径与情感张力
《麦芒》现象,提供了一个讨论“新大众文艺”的具体入口。
所谓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精英文学的封闭性,也区别于通俗文学的娱乐导向,它的核心特征是:以真实的底层经验为素材,以情感的直接性为美学策略,以大众传播为其实现路径。在这个意义上,《麦芒》是有资格被纳入这一谱系进行讨论的。作品的题材——拐卖、打工、乡愁、阶层固化——构成了中国近四十年社会史的剖面,这些经验在主流叙事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麦芒》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以史诗的体量,给了这些沉默的生命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秀娃以“三百块钱”的价格被人贩子买走,在山西煤老板家中度过了四十年的煤灰岁月,最终以“我还活着”三个字回应漫长的苦难。这一叙事核心的力量,并不依赖任何写作技巧,它依赖的是历史真实本身。王德清没有把秀娃处理成苦难的象征,而是让她保有了“别写太苦”的自我意志。那个在揉面时要求叙事者“就写麦田还和以前一样黄,打谷场上的麻雀还是那么多”的秀娃,展现出的是人在绝境中仍然试图保护他人的尊严感。这是《麦芒》最感人的时刻之一,也是它超越单纯“苦难展览”的地方。
她沉默了一会
把面团翻了个面
继续揉
“别写太苦。
她低着头
声音闷闷的
“写太苦了,
别人看了难受。
就写……
就写麦田还和以前一样黄,
打谷场上的麻雀还是那么多,
老黄牛还在嚼黄昏。
别写煤窑,
别写巴掌,
别写那个掉了一只鞋的早晨。”
——节选自原文
然而,新大众文艺的内在矛盾也在《麦芒》中清晰地显露出来。为了在大众传播中保持有效性,它必须维持情感的高温。而持续的高温,恰恰是文学叙事中最危险的事情。当每一个意象都在用力,当每一行都在制造冲击,读者的感官会逐渐疲惫,情感共鸣的阈值会被不断抬高,最终导致的反效果是:真正的疼痛因为被包裹在过多的修辞里而变得模糊。
语言:这把刺进皮肤的刀是否太用力
《麦芒》在语言层面的成就是真实的。它建立了一套以农业意象为核心的感知体系——麦芒、露珠、麦茬、石磙、打谷场,并将这套体系有效地延伸到了工业空间(流水线、电路板上的焊点、脚手架)和都市空间(夜总会、奖杯、屏幕的光)之中。这种意象并非机械式迁移,它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张力,使得“漂泊”这一主题获得了具体的空间维度。
那茧层层叠叠
像树的年轮
记录着我在工地上度过的每一天
脚手架把我举到三十层楼的高处
我站在钢管搭成的森林里
可以看见远处深圳湾的海
海水的蓝和麦田的绿
在视网膜上交叠
变成一种叫“乡愁”的颜色
我干过夜总会的服务生
穿着廉价的马甲
端着托盘穿过震耳欲聋的音乐
霓虹灯把每个人的脸切成两半
一半红一半蓝
一半在笑一半在哭
——节选自原文
“那些焊点……像麦粒,但又不像。麦粒会发芽,会抽出绿色的剑,会和风谈判……而焊点只是焊点,固定在那里,永远不会生长”——这样的段落,显示出作者有能力在比较中生发出真正的哲学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宣泄上。
同时,作品过于依赖排比和复沓,这种依赖在全卷中几乎无处不在。“买走……买走……买走……”“麦粒会……会……会……”这类句式在局部是有效的,但当它成为一种贯穿全文的默认语法时,其感染力便会因过度使用而被稀释。更重要的是,史诗体裁要求叙事的节奏有张有弛,而《麦芒》在情感强度上缺乏真正的低谷。它几乎始终维持在同一个激烈的音调上,这反而削弱了高潮时刻应有的冲击力。
三十张十块票子
买走一个十二岁的黄昏
买走打谷场上所有的稻草垛
买走老黄牛嘴角那条亮晶晶的涎线
买走从我腋窝下
重新爬起的
全部可能
从此煤堆里埋着一粒麦子
从此流水线上焊着一粒麦子
——节选自原文
赋格曲的美,来自主题的消隐与再现;交响乐的震撼,需要平静的铺垫。《麦芒》的问题,正在于它不太信任安静。
经典与流行之间:谁在验证谁
评价《麦芒》时,绕不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经典的潜质?
如果标准是语言的独创性,《麦芒》是部分达到的;如果标准是叙事结构的严密性,它是明显不足的;如果标准是对人类经验某一维度的真实揭示,它是有所贡献的;如果标准是在读者中引发的共鸣广度,它无疑是成功的。
问题在于:后一个标准——共鸣广度是否可以被纳入文学价值的评估体系?在传统的精英文学观念中,答案是否定的,流行本身甚至会被视为一种可疑的信号。但这种立场在知识层面是傲慢的,在历史层面是不诚实的。但丁写作《神曲》时使用的是民间语言而非拉丁文,狄更斯在连载专栏中期待牵动读者情绪,《百年孤独》在拉丁美洲最初也是以通俗读物的形式广泛流传的。
《麦芒》的大众传播,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它已经触及真实的社会痛感——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过的人、那些经历过骨肉分离的家庭、那些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他们在这部作品中认出了自己的某一部分。这种“认出”,不是廉价的煽情所能达成的,它需要叙述者真实地经历过或者深刻地接近过那些经验。
然而,流量的验证机制与文学的评价机制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位:前者衡量的是情感的即时性,后者更关注的是意义的持久性。《麦芒》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它的感染力是否在重读之后仍然成立,它是否在叙事层面提供了某种不可被替代的洞察……这些问题,只有时间能够回答。
综合而言,《麦芒》是一部令人敬重但也令人遗憾的作品。它的力量来自真实经验的重量,来自作者对那个时代底层生命的真诚凝视,来自几个真正令人动容的场景——秀娃说“别写太苦”,“我还活着”三个字独占一封信,父亲在儿子的麦穗灯前站了很久很久。
它的局限,则来自对情感强度的过度信任,来自缺乏足够的叙事呼吸,来自某种程度上与流量逻辑不谋而合的写作策略。这种策略在获得广泛传播的同时,也限制了作品可能达到的更深的文学层次。
《麦芒》不是经典,但它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文学事件。它提醒我们,在精英文学与通俗读物的二元框架之外,存在着一片真正复杂的地带:那些来自真实苦难、被大众传播放大、情感层面存在某种集体痛觉的作品,既不应该因为它们的流行而被文学批评轻视,也不应该因为它们的情感冲击力而免于被严肃地审视。
麦芒刺进皮肤是真实的疼。但好的文学,还需要让我们在疼过之后,对这个世界多看懂了一点什么。这一点,《麦芒》做了一半。
(作者系中南大学残雪写作坊 潘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