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会了害怕，却忘了为何要活着回家

他学会了害怕，却忘了为何要活着回家

——《生化危机：爆发夜》的影游改编与叙事得失

　　作者：黄莺

　　许多英雄之旅，都遵循着一个熟悉的叙事约定：一个人离开原本的生活，进入陌生的世界，在接连的考验中认识自己的力量与局限，最终带着改变归来。《生化危机：爆发夜》（Resident Evil）也让一个普通人走进了这样的长夜。医疗快递员布莱恩（Bryan）接下一份额外的工作，却因此被卷入浣熊市的灾难。包裹有明确的目的地，送货的人却不断失去自己的去路。他没有准备好承担英雄的使命，甚至没有准备好使用手里的枪，危险已经逼到眼前。作为一个小人物，他的身体在发抖，嘴上忍不住抱怨，却不得不开始游戏闯关式的危险快递之旅。

　　导演扎克·克雷格（Zach Cregger）为这次的《爆发夜》找到了一个有趣的游戏改编电影的入口：游戏角色身后那个会迟疑、会误判、会因为紧张而手忙脚乱的玩家，终于走到了银幕前。观众认出的，既有游戏世界的险恶，也有自己面对险境时未必体面的模样。然而，当影片让我们为角色揪心时，这份揪心也承担了叙事的责任——片中的惊吓、笑声与失误，最终将如何汇成这一夜的结局？

　　从英雄形象到玩家经验

　　如何将依靠操作形成的投入感，转化为观看中的吸引力？这个问题是《生化危机》等游戏在进行银幕改编时面对的一大难题。保罗·安德森（Paul W. S. Anderson）主导的系列电影，围绕爱丽丝打造了鲜明的动作奇观。克雷格则把重心放在能力和任务之间的落差。前者让人观看英雄怎样应战，后者让人担心一个缺乏准备的人能否应付如此巨大的困境。

　　布莱恩作为小人物的身份，首先表现为他不能自然地使用这个丧尸世界提供的工具。他拿到枪，不等于知道怎么开枪；找到出口，不等于能够顺利抵达。运送包裹的任务看似简单，却不断被各种困难打断。门打不开、路走不通、电梯被怪物包围，他必须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才能够前进。

　　这使得游戏中的规则获得了电影形式。资源不足、信息不全、工具难用，都成为观众能够理解的行动条件。一次失误并不会随着场景切换而结束。汽车损坏了，接下来的逃亡就更加艰难；弹药消耗了，再遇到危险时便少一分把握。观众看到了这些损失，也就理解作为小人物的主角为什么越来越难以从容应对眼前的局面。紧张感由此在连续的行动中积累起来。

　　影片的改编对象逐渐清晰。游戏角色身后那个会迟疑、会骂人、会犯错的玩家，也进入了银幕。布莱恩面对怪物时的抱怨，让动作英雄的节奏感荡然无存。他没有因为被放到故事中心，就立刻学会如何当英雄式的主角。

　　评价游戏改编电影是否忠实于原作，除了看它保留了哪些人物和情节，还需要考察它能否唤起玩家熟悉的体验。生存恐怖游戏的紧张，很大程度来自玩家必须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弹药有限，是否值得开枪；前方看不清，是否应该继续走；房间里没有动静，是否意味着安全。玩家需要不断观察环境，判断是否危险。《爆发夜》通过摄影与场面调度，把这种探索中的不安感带入观看。片中运用了越肩镜头，贴近布莱恩探索与逃亡的过程，也让威胁从人物尚未察觉的背景中逼近。这两种处理使观众与人物之间形成不同的信息关系：有时共同面对未知，有时观众已经发现危险，人物却还没有作出反应。紧张不仅来自怪物的出现，也来自人物能否及时察觉并应对。

　　影片找到了一种连接游戏与电影的方法。在游戏中，玩家既要判断，也能采取行动；在电影中，观众仍然会判断，却只能等待人物作出反应。布莱恩的迟疑与失误之所以能够牵动人心，正是因为影片让观众理解了他的困难，也看见了某些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希望他快一点，又知道慌乱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担心他选错，却也明白他没有足够的信息保证自己全选对。游戏中由亲自操作产生的决策压力，就这样转化为观看时的悬念：人物究竟会怎样行动，他能否及时发现危险，又能否承担这一次的后果？

　　笑声与恐惧，源于同一种无力

　　《爆发夜》还需要放在当代恐怖创作的语境中进行理解。2010年代以来，《鬼书》（The Babadook）、《逃出绝命镇》（Get Out）、《遗传厄运》（Hereditary），以及剧集《鬼入侵》（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等作品，使哀悼、家庭创伤与社会矛盾成为恐怖影视讨论的重要议题。“高级恐怖”（elevated horror）这一有争议的概念，也随之流行。这一概念改变了恐怖电影获得认可的方式，但不能就此说恐怖电影直到此时才有了深度。

　　“高级恐怖”这个概念扩大了恐怖类型的表达空间，同时也容易形成新的评价惯性，那就是似乎必须在怪物背后找到足够沉重的隐喻，才能证明作品值得被认真对待。恐怖类型不应该只有一条所谓的高级发展路径。乔治·罗梅罗（George A. Romero）的丧尸电影，让社会讽刺与血肉奇观彼此交织。山姆·雷米（Sam Raimi）的恐怖喜剧，则不断挖掘身体失控、动作受挫与笑声之间的联系。“高级恐怖”的流行，使创伤、家庭与社会隐喻成为理解恐怖电影的重要入口。但是，如果评价过度集中于这些主题，便容易忽略这一类型另一种长久的创造力，即怎样安排危险的显露，怎样调动身体的反应，怎样让笑声一瞬间变成惊叫？

　　《爆发夜》的长处，便可以从这里被理解。布莱恩的慌乱既让人发笑，也让人担心，因为那些笨拙的反应随时可能使他付出代价。恐怖与喜剧有一个共享的来源，即人物应付不来眼前的局面。日常生活中的笨拙可以是尴尬，险境中的笨拙却可能致命。笑声使人认出角色的狼狈，危险又使这份狼狈无法被轻易放过。喜剧与恐怖在这部影片中共享着同一个基础：一个普通人的应对能力，赶不上危险逼近的速度。布莱恩的碎碎念没有解除威胁，只是暴露了一个普通人怎样难以消化眼前发生的事。开枪打坏了自己的车，扔掉梯子又从二楼摔下去，狼狈爬上楼层还不忘先戴好工牌——他的每一次出糗，都同时是笑料和险情。他虽然嘴上还在抱怨，身体却必须前进。

　　怪物诞生之后，人的失去应当被看见

　　《爆发夜》中，布莱恩没有完成传统英雄之旅，而是呈现了一个普通人的悲剧。原本大家认知中的小人物到英雄的发展，转变为从求生者到怪物诞生的过程。这也触及了生存恐怖游戏中常被略过的经验——玩家面对怪物，首先判断它的攻击方式和消灭方法。电影却可以沿着另一个方向追问——眼前这个可怕的身体，曾经是谁？当我们已经跟随布莱恩经历恐惧、失误与坚持，再看见他进入怪物的形态，怪物便不再只是等待清除的障碍。观众对他的同情，不会因为外形改变就立刻停止。

　　影片前面不断融合其他躯体的怪物，也获得了回响。身体的边界可以被侵蚀，一个人无法保证自己始终是自己。此前这种威胁是从外部逼近，结尾则进入了主人公内部。布莱恩一路寻找控制局面的办法，最后连自己的身体也逐渐失去控制。求生与伤害在同一具身体中发生，恐怖因此有了悲剧的可能。

　　小人物的英雄之旅不一定会通往成功，一条看似脱险的道路，最终成为怪物诞生的过程。这样的逆转本可以刺破历经磨难便能获得回报的叙事闭环。问题在于，影片如何让观众承受这一结局。实验室人员近乎闹剧的慌乱与延误，使最终的救助有了荒诞的色调，也冲淡了此前积累的悲壮感。我们可以将结尾这场戏理解为一种黑色讽刺——掌握技术与资源的人，同样无力控制自己参与制造的灾难。但这层意味缺少充分的铺垫，人物的命运容易显得受制于结尾临时安排的差错。悲剧的力量，在于让人理解希望为何破灭；仅仅让希望在毫无铺垫的最后一刻突然落空，不足以形成致命的重量。

　　布莱恩的感情线也暴露了类似的遗憾。影片起初借这段关系交代他的生活与牵挂：他即将成为父亲，需要学习承担另一个生命的责任。可进入浣熊市之后，这份牵挂没有持续参与人物的行动。生活与生存的两种压力本可以彼此照亮——他在城中的挣扎，本可以同时关乎两件事：怎样活过这一夜，以及能否回去迎接一个新生命。当他最终变成怪物，被夺走的便不只是人的形貌，还有尚未开始的父亲身份，以及与所爱的人共同生活的未来。遗憾的是，影片不断加码眼前的危险，却没有让这份未来的重量始终伴随他的逃亡。结尾的身体变异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奇观，但那种人生被截断的痛楚，并没能充分抵达人心。

　　《爆发夜》为影游改编提供的启示，也正在这份成就与遗憾之间。它把玩家操作时的迟疑、误判与慌乱，转化为观众观看时的紧张，使原作的生命力越过人物和情节的对应，在另一种媒介中延续；它开启了小人物转变为怪物的叙事路径，却让观众在紧张之中，渐渐忘了布莱恩原本要回到怎样的生活。

　　《爆发夜》的改编得失由此变得清晰：它敏锐地捕捉了玩家如何害怕，却未能同样充分地展开人物为何留恋生活。影游之间值得探索的转化，既在于将操作中的紧张化为观看中的悬念，也在于让每一次求生的行动，都与人物的生活发生联系。小人物的英雄之旅可以没有归途，但故事仍应让我们看见，他本可以回去的那个明天是什么样。只有如此，当怪物诞生，我们才会在恐惧之外，多出一份对个体命运的悲悯。

　　（作者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