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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圣楠
AI短剧《持械入宋》改编自番茄小说作者“茶根儿”的同名小说。据报道,截至11月7日,该剧已播出的前十季的全网总播放量已突破120亿。在网络小说多如牛毛的当下,选择怎样的作品进行视觉改编,看似是一个随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持械入宋》第一季剧照
剧作家夏衍先生在《漫谈改编》中,完整地谈论过这个话题:“我希望大家在改编之前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为什么目的来改编这个作品;第二个问题是想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对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求的是用广大人民群众所能接受和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两者都是方向问题,也是最根本性质的问题。方向对了,才谈得上方法……”
关于改编实操部分他谈得更细致:“首先是怎么看这个作品的问题,企图通过改编的剧本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改编这部作品?你为什么不去改编另外一部作品?你从什么立场和观点来改编这部作品?从什么观点、角度来改编这部作品?你是否打算忠于原著?你忠实到什么程度……”
将近70年前的理论指导,即便放在当下看,理论之树依旧常青——《持械入宋》总策划张汉生在谈及选择《持械入宋》这本网文的原因时提到:一是它虽是穿越剧,但主角“没有系统”,和市面上多数穿越剧拉开了差距;二是作者文笔好,对历史制度、官职、人物言谈考究,台词功底扎实。简单地说,前者是类型设定上的取舍,后者是作者的文字与考据功底。
1939年春夏之交,夏衍先生在《论剧本荒的救济》一文中提到一种让今人看来眼熟的现象:“很多人为了要把剧本的情节描写得紧张,讨好观众,于是激励奖励年轻的剧作者凭空去幻想紧张热闹的故事,空空洞洞构造非现实的传奇,于是虽则很紧张,很有趣,但也很公式!”虽然行文于1939年,但这与当下某些写作培训班中,教授写作套路的思路何其相似!
剧集总策划与小说作者同龄,都是五十四岁。对于真实,他们有着属于人生积淀才有的洞察——这种洞察未必来源于科班教育,也未必来自学科论文,从夏衍《漫谈改编》转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但他们用人生积淀让艺术作品产生了真实感。
《持械入宋》的真实感其实是两道工序:一重在文本,一重在影像。第一重是文本创作端的。《持械入宋》从文本创作开始便很有科技色彩:原著作者“茶根儿”胡先生曾介绍,他是哈尔滨英语老师。今年2月,他第一次在网文平台动笔;4月开始写《持械入宋》;7月接到改编通知。8月,“老十一”团队推出AI真人短剧,他自己一集不落地追。
胡先生表示,自己每天和三个AI对话,平均两小时。“它改变了我学知识的方式”。遇到模糊的史实——比如抗金名将的履历、宋制细节——他会拿AI去求证、梳理脉络;但人物、走向、文字,全靠多年“泛读”攒下的底子。“高中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多看书,泛读就行,不必精读,将来用到了再深挖。”工业题材网文作家齐橙谈工业题材时强调,写工业必须先了解工业。
AI时代,科技工具提高了具体知识的了解效率,但网文或者AI短剧能否有条理地刻画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历史脉络,需要创作者在长期阅读与生活积淀中形成的价值判断、人文感知与叙事功底。从这个角度上说,AI时代的文艺创作,不仅没有削弱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对创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持械入宋》的作者以正统价值观念为骨架,以AI辅助考据细节为羽翼,使文本兼具知识密度,又不至于过于“象牙塔”。以剧中王浩川、林昭与宋徽宗的两次交谈为例:参加科举的王浩川从书画入手,能征善战的林昭则从道教切入——书画与道教,是作者充分利用历史人物在史籍中的一般形象所做的情节设计。这样兼顾趣味与深度的化用为刻画人物、丰富剧情赋予了合理性——合理自带真实感。
因此,这样一部完全虚构的穿越作品,却令观众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该剧严谨的叙事与考究的细节,让不少观众边追剧边补学宋史知识”这一看似矛盾的评价。评论区常见的说法是“知识点密得需要暂停记笔记”,甚至称其为“一本会动的百科全书”。这些反应构成了作品讨论热度的一部分。弹幕里自发分享宋史,网友还搭建起考据平台,将官制、战役地图按“史实、虚构、推测”三层进行标注,展现了高度的参与感和严谨态度。
第二重是影像创作端的。在真人影视剧创作中,我们经常能听到“魔改”的评价。由此,一个作品往往还会带来“书粉”与“剧粉”的群体区分。这背后意味着影像团队往往或受限于叙事篇幅,或受限于其他外部条件,而对文字作品进行不同程度的改编。反观《持械入宋》的案例,创作团队对文本视觉呈现的还原程度较高。原著作者“茶根儿”在采访中表示,他对改编方尊重原著的态度很认可,“战争场面甚至超出预期”。
当AI将演员、置景、服化道等物质要素几乎全部囊括之后,作品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表达了怎样的情感,视觉画面是否有效地传递出了这样的故事和情感,成了观众会不会被AI短剧打动的关键。

当一位哈尔滨的英语老师带着崇敬的心情刻画以岳飞、李清照为原型的角色;当一个屡败屡战的创业者重现战场的搏杀与宫闱的博弈时,观众欣赏的作品虽是一部AI短剧,但更可以视为主创大脑“直出”的意识外显。这种带有家国同构认知的中华民族文化共性,很容易被识别并产生共振。因此,这也能解释《砚边青梅》《冒姓琅琊》等一批精神气质相仿的作品为何能够同样大热。
夏衍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他在改编《革命家庭》时,要写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故事,这部分他比较了解;但是其中有一段涉及湖南的内容,虽然他本人去过多次,却未曾见过湖南以前的情况,尤其是当地的结婚仪式,因此写到这个场面时就很困难,排出来之后湖南人看了也说不真实。“这说明对不熟悉的东西单凭想象和概念去写,就难写好,就会显得虚假,而且不要忘记,现在观众的水平提高了,当他们看到不合理的情节,不符分寸的表演时,他们是很快就会察觉的。”他是80年代写的这件事。
如今,AI可以辅助查证,但不能替代对历史逻辑的理解;技术能生成画面,真实感仍来自人的判断。当代观众察觉不合理后,就会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没有如果。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