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纪祖

　　在漫长而辉煌的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占有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不学诗，无以言”，诗歌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安身立命的必修课。后来，小说逐步兴起，从说书人的话本发端而成熟，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现代社会，小说的读者面显然已超过了新诗。中国新诗，在热闹和质疑中，走过了百年历程，有收获亦有遗憾。

　　爱之深恨之切。直面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新诗的窘迫：写诗的人，形成了一个“场”，自我欣赏，小范围热闹。从创作上看，没有主流，鲜见力作；从情态上看，缺乏流派，而成熟的文学态势往往是流派多样的；从载体上看，主流刊物的发行量不容乐观，读者半径较小。除此，诗歌评论不够活跃、网络诗歌泥沙俱下等现象，也客观存在着。

　　近年来，“诗歌热”再度兴起、蔚为壮观。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的诗歌节参与者众。值得注意的是，在书写性诗歌寂寞冷清的同时，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始与诗结缘。诗人们不能够再拘守一隅，做“内心的孤独与深入”，而应当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关心天下兴亡、忧患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诗的现实关注”这一命题被提了出来。命题非但不乏现实意义，而且是有远见的。

　　关注现实，是以新的时代理念为基础的，而非旧有文艺观念的回退。过去，在一段时期内，新诗变成了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丧失了独立的艺术品格，并因此受到诟病。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得以改观，但似乎又显得矫枉过正了。放眼望去，远离生活、疏离现实、注重内省、无关痛痒的极端化反叛，成为中国新诗的“现代病”而迷误至今。今天，重新提倡新诗的现实关注，是历史的进步，是否定之否定，是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与自为。

　　关注现实，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诗歌的主流传统精神，是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在古代，许多诗人都有着高远的政治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千姿百态的中国诗歌，因与社会生活的血肉相连而显得生动无比。就新诗百年历史而言，以郭沫若《凤凰涅槃》为代表的作品，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对美好新生活的憧憬和创造；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雨巷》等，体现了新诗发轫之始抒情的美学特征。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文化反思精神的佳作，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

　　关注现实，自然不能忽略了时事热点。时事热点，集中反映了社情民意。而诗作为文化形态，主要作用于社会心理。积极介入热点问题，是诗人们作用于社会的一大机缘。社会变革中，进步与倒退的交错、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龃龉等，均应是新诗观照的对象。例如，文化旅游的兴起，被视为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旅游，是“适其性情”的人性需求。城里人去乡村，有返璞归真之意；农民进城，则是为了更多地感受现代文明。诗歌如何深入其中，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可谓大有可为。

　　关注现实，也离不开对现代性的思考。新诗的现代性，是以当代意识观照现实生活的美学体现。诗人们首先应当是现代文明人、现代文化人。进步的思想观念、热诚的性格特征、良好的文化修养、高度的人文关怀等，都不可或缺。今天的诗人，无须模仿“服药饮酒，扪虱而谈”的魏晋名士，也不需做身着长袍马褂的旧式文人，而应当破除陈旧迂腐、保持开拓创新，在人生阅历、日常创作中，养成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努力捕捉诗意现实、书写时代精彩。换言之，热爱生活、积极进取，应是当今诗歌的主导精神。

　　在艺术表现上，我们应当认识到，形式趣味、语言技巧不能代替诗的生活内容和生命内容。今天的诗歌，被认为技巧更成熟、语言更成熟，但求之太过，则形成了对内容的反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表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也。”这启发我们，在诗歌创作中，应当强调充实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与语言表现的和谐一致，强调对汉语的准确运用和创新性发挥，避免生造的别扭；应当借鉴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应当走出对“后现代”的模仿套路，把诗写得抒情一些、晓畅一些、短小一些、明朗一些。

　　人民生活，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沃土壤，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真正的好诗，应当来自生活，而非闭门造车；真正的好诗，如沙里淘金，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检验而经久流传。诗人们应当以此自勉，努力为新诗的繁荣作出自已的贡献。（作者曹纪祖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