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贤英

　　曹保平的电影《狗十三》没有一般国产青春片里的问题青年、反叛与暴力，更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而是以青春成长为切口，多角度呈现中国式家庭的真实形态。这是一部由细节、日常生活场景、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组成的影片，影片中每个角色的情感发展也都具有现实生活的逻辑性。所以看电影《狗十三》，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就像被人从背后推着走进自己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大多数人的青春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叛逆残酷，更多的就是在这样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氛围里慢慢妥协。

　　成长的阵痛

　　曹保平说：“没人注意到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突然长大，但那一天的到来其实很残酷，我想带大家回头看看这一天。”《狗十三》采用了严格的顺时、线性叙事结构，围绕李玩这个人物展开叙事，重要线索是一只叫“爱因斯坦”的狗。狗作为电影中极具象征意义的存在，与李玩的心理发展轨迹紧密相连。狗的出现和丢失不断碰撞出新的故事情景，呈现了李玩从懵懂童年到懂事成年里的变化过程。

　　该影片能让人产生共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角色设置的成功。一方面，李玩这个人物平凡普通，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女孩，没有青春片里校花的高配人设：她戴着牙套、冒着青春痘、发型随意，在人群中不会是引人注意的存在，因此，李玩这个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将“爱因斯坦”和人物命运相连，在影片中调动狗的参与是很讨巧的，导演有意将“狗”隐喻化，这种不直说的表达方式，更能让观众体悟到成长的疼痛。

　　李玩的情绪表达直接又隐忍，符合这一年龄阶段孩子普遍的心理状态。她会因为父亲替自己报了英语班生气；因为“爱因斯坦”的丢失而疯狂寻找；因为拒绝大人为她营造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谎言而选择将狗扔掉；也会因为挨打而道歉，然后躲在角落偷偷哭泣；因为弟弟的生日，在人群中保持着假笑；为了不驳回大人的面子，吃下狗肉……李玩的懂事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样的处理方法使得人物的转变具有现实的逻辑性，故事也更真实可信。

　　导演以一种直接裸露的方式表现成长的残酷，虽然描述的都是简单日常的故事情节，却从最平常的事件中触摸到人类最深挚的情感。电影中李玩的两场哭戏颇具看点：第一场“爱因斯坦”走丢了，李玩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泣，背景音乐是狂躁的摇滚乐，将李玩的悲伤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表达出这时的李玩还处于以自我主义为中心的孩童阶段。第二场是李玩被爸爸打了之后，躲在浴室里的戏份。画面中的人物动作缓慢，音乐节奏也较前一段有所缓和，没有了哭声带给人们的压抑感受，在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中为找狗事件画上了句号，也同时完成了人物的成长蜕变。

　　成人的法则

　　与孩子的世界相对应的就是成人的世界，导演以中国式的社会形态、家庭形态真实地两者呈现出来。导演价值判断缺席，并没有在电影中做出太多的批判或者讽刺，而是将思考和选择留给了观众。

　　影片一开始，父亲以他固有的社会经验和价值观念，为女儿做出有益于她发展的决定，这是仿佛是大多数中国式父母之爱的基本形式，它蛮横、专制，甚至有点不讲道理。影片中从不同的大人口中反复出现“听话”“懂事”的字眼，最终目的在于把你培养成为懂事听话的人。当说服行不通，孩子没有成为自己所期望的样子时，打一棍子再给一颗糖，也成了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方式。

　　成人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影片表现的重点，但这种状态时刻充斥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在细节之处触动人心。比如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大人面对“爱因斯坦”丢了的事实，不是想着怎么找丢了的狗，而是想着怎么能让李玩安静下来，于是，他们集体编造谎言，营造一切如初的假象。这是大多数中国家庭处理孩子问题的方法，将对待孩子的哄骗艺术发挥到极致，共同编造“集体谎言”，认为一旦遇到问题，哄哄就好了。而大人的哄骗艺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普遍性，所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

　　影片中最能体现成人生活状态就是饭局，饭局的重点不在“饭”在“局”。影片中的饭局将成人的人际关系描摹得淋漓精致，虽导演并没有着力表现，但细微之处见惊雷。比如饭桌上张总大谈文化、低调，一副淡泊名利的“圣人”形象，嘴里却又说着别墅、大红袍，饭桌上的其他人说着奉承话讨张总的欢心，真真假假难辨，导演大金表的特写也是点到为止，整场戏都在往内收，重点都在镜头没有表现出来的故事上，这种处理真实地展示出成人世界的群像。正如曹保平所言：“这就是日常生活，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中间有普通却被我们忽视的细节。如果撕开了看，会比我们想象的惊心动魄。”

　　导演将镜头聚焦在中国式“爱的教育”、青少年的成长、重男轻女思想、成年人的社交等诸多现实问题，显示出导演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良心，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关注“人”的情感上，无论是李玩成长过程中残酷的妥协，还是表现成人世界的法则，导演没有植入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而是直呈“每一个大人曾经都是孩子，每一个孩子最后都会是大人”的真实状况，让孩子和成人形成双向的对话，期望他们在其中找到最好的相处方式。（周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