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

　　余一鸣《立契》（《人民文学》2018年第12期）讲述了一个分家立契的风波。故事中，沈根本幼时家贫，由姐姐含辛茹苦地抚养他考上大学，为此不得不亏欠了自己的女儿来弟、二凤。沈根本学成之后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同样秉承这份恩情，竭尽所能来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尽心帮助姐姐的三个孩子来弟、二凤、郑小宝。小说名为“立契”，用协议建立人际间的契约，实际上却写出了亲情的裂痕和传统秩序的瓦解。

　　立契的起因是老家的房子面临拆迁，请舅舅沈根本作为见证，主持立契仪式，明确郑小宝在姐弟间独享房屋所有权的事实，而这也是母亲的遗愿。在乡下，儿子是根本，这仿佛是沈根本家族的传统，一辈辈的父母在手心手背间权衡，牺牲女儿来成全儿子。然而时序变迁，其中隐藏的兄弟、姐妹、甥舅之间的代沟和冲突逐渐在利益纠葛中显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写出了两个年轻晚辈的心态变化，表明沈根本的价值理念在他们面前日益式微。沈根本和家人所鼎力构筑的庇护所并不是郑小宝所需要的，郑小宝宁愿在省城流浪，混迹于一个又一个为常人不屑的工作中，也不愿意回乡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即便获得了房子的拆迁款，他也没有如长辈所愿用来在城里购房，而是捐助于收养流浪狗事业。郑小宝不再拘束于长辈的活法，对他来说，合同也好、契约也好，只是一张纸，钱也只是一张纸，他的人生随遇而安却也活得洒脱。同样，面对沈根本一次次回报郑家的养育之恩，二凤的儿子郑小难对此并不领情，在他看来这就是无休止的人情债，避之唯恐不及。

　　在这个家庭纠纷中，人物没有截然的对错，余一鸣没有站在道德的高点来予以谴责，而是将人物置于故事情节之中，让人物吐露自己的心声和感受，在这些对话和碰撞中，展示思想的变迁。小说中，沈根本的母亲、姐姐都背负着“重男轻女”的重压，她们困囿于乡村的贫穷现实而无法自拔，为了培养沈根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沈根本为了报恩也承受着巨大的道德重负。

　　用小说反思社会问题，一直是余一鸣小说的着力点。例如《慌张》（《花城》2018年第2 期）关注于当下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讲述了一个家庭隔膜引起的内部矛盾，最终演变为一出人伦惨剧。小说中，张一平、王小凤是打工的“临时夫妻”，在打工地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填补各自夫妻长期分居的感情和欲望空缺，而回到老家，双方仍回归各自的家庭生活。原本以为可以掩人耳目，在孩子面前蒙混过关，然而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距离的隔阂、沟通的欠缺，压缩了彼此情感交流的空间，把家庭关系挤压得极度紧张。

　　这篇小说写出了游离于乡村和城市、贫穷和富有、伦理道德和欲望诉求之间的多重冲突，在这些纠缠之间，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仿佛落入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惶乱困惑，乱花渐欲迷人眼，显得踌躇不定、进退失据，最终酿成悲剧。

　　此外，余一鸣的“教育题材小说”《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漂洋过海来看你》等，聚焦教育领域的非正常状态，勾勒出教师、家长、学生的精神扭曲，表现出深沉的忧虑意识，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也在多维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行为和思维方式都经历着剧烈的冲击。在这个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和村民受到的冲击，同样深刻复杂。对于这一点，余一鸣始终非常关注，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们往往只看到城市的现代化，而忽略了现在的农村社会，也进入了现代化时代。我倒觉得，相比较生活在城市中钢筋水泥中的市民，农村人从城市的闯入者到乡村的回归者，他们的心路历程，更为曲折和丰富。”

　　无疑，余一鸣的小说犹如建构了一个个现代乡村转型的寓言，在这个框架底下，他自顾自地书写着人们喜乐悲欢，将人们内心丰富的褶皱熨平铺陈开来。余一鸣的小说不局限于某一固定题材，而是选择一些具体事件，如儿童、妇女、教育、农民工等，通过人物出格、失范的行为逻辑，立体化地展现他们内心的孤独、茫然或无助，展示人物在这一转型洪流中遭受的内心挣扎。

　　余一鸣的小说，让人看到现代文学中“问题小说”“社会剖析小说”的影子，立足于揭露、解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但是余一鸣又不局限于单纯地去暴露问题、提出答案，他更侧重于从中折射出社会的痛点，引发人们思考。他所讲述的故事，将历史和现实勾连起来，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和生活的厚重感。这些小说常常有苦涩的幽默，有酸涩的悲凉，呈现出底层社会的一些剖面，帮助我们感受时代浪涛下的晦暗面貌。

　　余一鸣的小说，启发我们思考作家如何描述时代现状、处理现实问题。我们发现，城市乡村的关系不仅是简单地二元对立，而是呈现为更加多样化的互融互通，人们的生活方式、利益诉求、思想观念更为多元多样，要求作家有更加扎实的体验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能够从芜杂的现实故事、新闻事件中，有着深邃的思想定力，而不是将现实的场景流于概念化的人云亦云。只有认清生活中的纷乱面貌，写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作品才能接地气，呈现出朴素真诚的生活质感，获得打动人心的力量。（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