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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剧要有时代感、人情味和反思性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19-03-07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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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3月5日,2019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成功举行。会上,SMG东方卫视总监、影视剧中心主任王磊卿以《拥抱春天•2019请回答》为题,探讨了中国电视剧“破局”需跨过的四道关卡,包括打破泡沫惯性、拒绝观望等待、完善评价体系、拓宽创作格局等。

年代剧要有时代感、人情味和反思性

  篇幅上的巨大体量,使得电视剧在展现宏大的时代背景、庞杂的人物关系、曲折的情节内容时,相较于电影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也伴随着一些代价。例如剧情的拖沓,或是以对话推动剧情的生硬,人物之间因“强行冲突”而导致的枝蔓丛生。这就需要创作者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方面,以更为凝练和自然的方式,更为扎实的现实逻辑、情感逻辑来吸引观众。尤其对于年代剧来说,如何捕捉真实的时代脉搏,如何刻画当时的社会人心,如何在个体命运、时代变迁之间找到精妙的呼应与互文关系,如何使特定的时代气息、人物沉浮与当下的观众产生深远的共鸣?这不仅是艺术问题,也是创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

  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年代剧创作并不理想。电视屏幕上,常见的是扭曲了时代真实甚至现实逻辑的“抗日神剧”,架空了历史与空间、热衷于呈现抽象的爱恨情仇的玄幻剧,或是专注于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宫廷剧等。在这种情况下,《平凡的世界》《父母爱情》《芝麻胡同》《老中医》《大江大河》等一些优秀年代剧的出现,让人如沐春风,像是雾霾散尽,重置于久违的清新与蔚蓝之中。在这些作品中,个体有着真切的生命欲望和具体的生存苦恼,同时又在时代风云的拨弄中不屈不挠地抗争,观众也在个体的悲欢离合中,得以感受人生的诸般况味。

  本文试以《大江大河》为例,来解析优秀年代剧的“创作配方”。

  首先,年代剧要体现对于年代的准确描摹,以及对于历史脉搏的精妙捕捉。

  历史从来不是空洞的,也不是云遮雾罩、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脉络与逻辑。对于年代剧创作者来说,如何在情节中展现有历史质感、烟火气息,以及高度概括性、洞察力的历史真实,是作品成功的基本前提。

年代剧要有时代感、人情味和反思性

  《大江大河》的开头部分,中国社会刚刚结束“文革”,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需要在时代转型期进行艰难的调整与适应。对于这种浑沌中又隐约透着一线光亮的社会状态,电视剧通过主要人物在绝境中的挣扎,进行了真实描摹与再现。尤其是宋运辉执拗又顽强地在公社办公楼前背诵《人民日报》社论的场景,令人动容,又令人心酸。这个细节,让观众看到了特定年代普通个体试图主宰自己命运的卑微与无助,也看到了恢复高考对于个体,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或者说,宋运辉的抗争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注脚,是个体通过努力可以冲破外在种种禁锢的希望之光,预示着人心的觉醒和中国社会的转机。

  雷东宝回到小雷村时,几个“光棍”聚在一起的无奈与苦涩,以及面对生活的麻木与绝望,使观众重返历史时有了鲜活的承载物。农民必须为了生存和繁衍的权利而求新求变,这是改革的内在驱动力。这样,观众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解,就不再是空洞的,不再是机械照搬中央文件的解释,而是因有了对“历史在场”的细致触摸而感同身受。

  其次,年代剧要敏锐地找到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互文关系。

  在年代剧中,个体的生存背景并非只是有限的生活空间,而是在整个时代气候影响下的历史风云。而且,我们不仅要看到时代变幻对于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也要看到个体挣扎对于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

  《大江大河》聚焦于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人的人生起伏,从国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户等三个角度,向观众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勾勒了身处风起云涌的变革年代的个体命运轨迹。作品具有身临其境的历史质感、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也不乏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幽默感,并在许多场景中直接呼应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宋运辉的命运,农村改革裹挟着雷东宝的人生轨迹,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成就了杨巡的精彩人生,那么这三个人在各自舞台上的拼搏与努力,又是时代风云里中国传奇的一个侧影。尤其是雷东宝,带领乡镇企业的一次次探索、改革,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大的社会气候。

年代剧要有时代感、人情味和反思性

  再次,人物塑造的首要目标不是大智大勇,而是至性至情。

  叙事艺术,都是关于人物命运的书写。因为,人物行动是情节得以展开的契机,而人物行动中遇到的障碍或者冲突,又是情节得以发展的直接动力。曾经,我们以为人物塑造应该专注于大智大勇,也就是突出英雄气概、英雄事迹,进而有意无意地弱化了正常的人性人情,导致人物因只能仰视而失去了亲和力、感染力。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当年之所以令观众耳目一新,就是因为他是个有点暴躁冲动、桀骜不驯,但又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

  在人物塑造上,《大江大河》成就斐然。雷东宝、宋运辉、杨巡因不同的出身和人生际遇,性格上也迥然不同:雷东宝强势霸道,但又不乏乐观宽厚、执着坚韧;宋运辉平和淡然,但又目标坚定、热情真诚;杨巡看起来油腔滑调,实则热情而精明、善良而倔强,不失可爱之处。对于这三个主要人物,电视剧没有过分美化,而是让观众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光彩与阴影,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感人。

  而且,《大江大河》不仅将雷东宝塑造成一个改革先锋,更是通过道德煽情的方式,大力渲染他对亡妻宋运萍的坚贞与深情。电视剧用了大量篇幅来表现雷东宝追求宋运萍的过程,也用了大量细节来呈现雷东宝对宋运萍的思念。这样,就用至性至情的因素,适当削弱了雷东宝过于突出的大智大勇,使人物形象更接地气。

  最后,年代剧不仅要表现特定的时代风云以及时代风云中的人物命运,更要引起观众深远的历史感悟和现实反思。

  如果年代剧只追求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真实,那说明创作者还没有真正理解年代剧对于观众的意义。观众不仅需要通过年代剧完成对历史幽深处的回顾与凝望,更希望通过这种回顾、凝望,来完成对当下的承接和启迪。

  《大江大河》第47集,雷东宝收购了江阳市电线电缆厂之后,带领小雷村的村民开着卡车和拖拉机去搬机器,却遭到了厂里工人的暴力阻挠。雷东宝拿出文件,并许诺接收部分工人。那些工人,只能黯然神伤地看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拆卸完机器并装车之后,雷东宝在众人注目下走出来,摄影师用一个仰拍近景镜头,突出了雷东宝刚毅而冷峻的面容。其时,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后景处作为江阳市电线电缆厂“厂训”的红色标语:以信为本,以德治厂。

  我们无意细致、全面地分析江阳市电线电缆厂在市场竞争中全面败北的原因,但墙上“以德治厂”的标语,似乎埋下了许多历史败迹的草蛇灰线。在人际关系中,也许可以以德服人,但在管理一个企业时,应该是制度和法律优先。在这点上,电视剧创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冷静犀利地审视国营企业的僵化与保守,另一方面又高歌了雷东宝以德治厂的许多感人时刻。

年代剧要有时代感、人情味和反思性

  雷东宝在小雷村赢得的声望和地位,除了来自于他的能力和闯劲,更因为他能以德服人、一心为公,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甚至为老人发放养老金和医疗费。回顾雷东宝一路劈波斩浪的征程,可谓波澜壮阔、步步艰辛。他的成功,固然有顺应时代的天意,更有许多令人心有余悸的惊险时刻。例如,杨巡向雷东宝以赊款3个月的条件购买8000捆电线时,雷东宝在杨巡巧舌如簧的攻势下点头同意。出村时,遇到有人打招呼,雷东宝才猛然醒悟:自己是小雷村的书记,不能拿全村人的利益去冒险。后来,他拿出自己的1万元借给杨巡作为预付款。

  再如,杨巡为了买下扬子街电器市场,而准备找登峰电线厂挂靠时,雷东宝两次摇摆于杨巡和杨巡母亲的以情动人之中。最后,他被杨巡声泪俱下的“尊严”论所感动,当场拍板同意。但是,雷东宝这种过分相信个人决断的行事方式,过分依赖以德服人的管理理念,以及简单粗暴的操作流程,其实埋下了无数隐患。换言之,雷东宝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德行和品质,而非来自于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民主的决策方式。

  例如,杨巡想挂靠登峰电线厂,雷东宝虽然也说要查账,但只是在柜台里草草翻阅了账本,就被杨巡极具感染力的演讲所折服。这实际上,是将登峰电线厂的命运全部维系于杨巡的道德水准和个人管理能力。万一杨巡进行了财务造假或者隐瞒了巨额债务,登峰电线厂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进一步假设,杨巡如果是奸猾之人,他只要向雷东宝进行利益输送,就可以和雷东宝里应外合,将集体资产进行侵占和转移。

  将雷东宝进行道德美化之后,固然使他的事业可以在曲折中一往无前,但可能并未意识到背后的危险之处。我们当然希望德才兼备的干部立于潮头,但更希望这些干部能够有人提点和告诫,有制度和法律来规戒。因为,不受监督和管束的权力难免走向腐败,而人性之恶更是经不起诱惑和腐蚀。这时,我们再回想江阳市电线电缆厂“以德治厂”的口号,实在是一声悠长而浑厚的警钟。

  概言之,《大江大河》的“创作配方”耐人寻味。今天,在“收视为王”“炒作赢天下”的商业化浪潮中,电视剧创作并非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但也绝不是纯粹的商业买卖。这种创作,杂糅了艺术探索、社会效益和商业诉求。其唯一的坦途,是创作者用诚意和思考来交换观众的感动与尊重,进而赢得人心与市场。(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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