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有时，一处景观、一座建筑会因某种机缘，与某件艺术作品产生联结，进而成了彼此羁绊、相互成全的关系。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自出版以来，令巴黎圣母院这座教堂名声大噪。而这处宗教建筑，也使这部文学作品熠熠生辉。虽然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巴黎的任何一座教堂，但巴黎圣母院的宗教地位，以及作为巴黎重要地标的作用，使其在小说中，不仅是人物的生存空间和人格养育场所，更是承载了宗教、文化的象征意义。

　　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文学成就、思想意义毋须赘言。只是，小说流露出的对宗教虚伪性的批判，对禁欲主义的嘲讽，对于今天的许多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甚至很漠然。而且，小说对底层劳动人民善良、友爱、舍己为人等品质的歌颂，也因在不同作品中重复过多，而令读者感觉迟钝。那么，这部小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其超越具体时空背景的永恒意义在哪里？是雨果非凡的文学艺术成就，还是小说对于特定历史时空里社会人心的细腻描摹与准确把握？是小说中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身上所凸显的人性光明与阴暗，抑或是通过善恶美丑的生动映照，完成的对于人性、生活的抨击与憧憬？

　　一部诞生于过往时代的文学作品，对于当下的重要意义，是能够穿越厚重的历史尘埃，跨越无形的文化屏障，与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对人在精神上造成感染。这就不奇怪，小说《巴黎圣母院》自问世以来，多次被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搬上银幕。在所有版本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大概要数1956年版的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将一部皇皇十一卷本的小说，拍摄成为不足120分钟的电影，内容删减是必然的。这种删减，除了剪掉一些副线之外，就是大幅度压缩人物的前史，并简化矛盾冲突的过程。对原作在情节内容上做减法，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厚重感、丰富性，但对于容量有限的电影来说，这又是必经之路。

　　1956年版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头时用旁白告诉观众：“几年前，本书作者在访问，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探索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在钟楼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墙上，这个用手刻划的字迹。这几个希腊字母，使作者十分震动，他竭力猜测，这个痛苦的灵魂究竟是谁……”由于在影片中“作者”并不出场，这个叙述者更是隐身的，这个旁白就显得十分突兀和多余。更重要的是，影片在开头用的全部是小景别，甚至是特写来介绍巴黎圣母院，让观众关注教堂的石头结构所体现的拙朴与庄重，但观众对于教堂的整体面貌和风格，缺乏一种更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从而，使影片所要探讨的教堂庄严与宗教虚伪，缺乏影像的依托。

　　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背景更为完整，人物的内心起伏也作了深入揭示。而1956版电影《巴黎圣母院》由于篇幅有限，不仅对人物前史付之阙如，更重要的是，片中基本都是扁平人物，都像是某个概念或符号，而不是血肉丰满、内心复杂的真实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除了卡西莫多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内心成长或者变化。他们以平面化的方式，以恒定的心灵轨迹，成为影片艺术世界中的一棵树，以站立的姿态成为一道装饰性的景观。人物之间的互动，更像是几个概念或符号之间的碰撞、映照与交锋，而看不到更为真实和感人的人性纠缠与内心挣扎。

　　例如，影片中的爱斯米兰达，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外表火辣性感、野性奔放，内心纯洁高尚、热情善良。主教克罗德则是丑的代言人，外表阴鸷扭曲，内心奸诈好色、虚伪残忍。弓箭队队长菲比斯，则体现了美丑的对比，外表英俊挺拔，内心无情无义、轻浮浅薄。卡西莫多，是另一个维度上的美丑映照，他外表丑陋可怖，内心却有着真诚善良、忠实勇敢的一面。这种设置方式，使得人物谱系异常清晰，人物性格也颇为明显，但观众可能很难求索人物的心理动机：克罗德为什么会好色成性以至到疯狂的地步，仅仅因为他是一名神父吗？爱斯米兰达身处底层，生计无着，为何可以这样纯洁无瑕？

　　影片将人物在道德上分成善恶对立的阵营，在外表上也设置了美丑的对照。甚至，还将这种对比手法，延伸到场景设定上。例如巴黎圣母院的庄严与空洞，乞丐王朝的破败与欢乐。更进一步，影片还在克罗德与爱斯米兰达之间，呈现了两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清规戒律中的压抑扭曲与恣意自由中的率性奔放。除此，还有两种艺术创作的对比。流浪诗人创作的戏剧《圣母的审判》庸俗乏味，爱斯米兰达的舞蹈则欢快轻盈，甚至狂放张扬。在这种极为直接甚至表面的对比中，影片的主题得到了直白而强烈的表达。只是，这种表达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一种艺术性的氛围和光晕，而是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将倾向性灌输给观众。

　　也许，观众会困惑，为何原作可以成为世界名著，电影情节却显得有些生硬，主题表达缺乏迂回和从容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因为，原作有巨大的篇幅来铺垫、延伸和渲染，对人物的各种信息和心理，进行了细致铺垫，从而使人物更具真实感。同时，小说以大量抒情和描写，将主题表达以一种更为细腻、更为沉稳的方式，稀释在情节的海洋里。阅读时，需要从海量的文字信息中慢慢去感受、捕捉作者的倾向性。这，使得阅读过程更为柔和平顺，不会有生硬刻板之感。

　　由于大幅度简化了原作的情节，导致影片在情节安排上产生了断裂和游移之感。本来，影片的核心冲突，应该是克罗德的情欲与宗教戒律之间的尖锐对抗。当他眼看着得不到爱斯米兰达之后，选择了毁灭爱斯米兰达。但是，当爱斯米兰达被卡西莫多带到巴黎圣母院之后，影片的核心冲突，被置换成保守势力与宗教庇护权之间的斗争。而当乞丐王朝的人攻打巴黎圣母院时，核心冲突又在乞丐的攻打与卡西莫多的誓死抵抗之间展开。尤其是卡西莫多与乞丐们对决时，固然体现了卡西莫多的决绝与英勇，但由于这是一场误会，反而使卡西莫多显得乖戾而疯狂，偏执而愚蠢。而且，影片将情节高潮放在这场对决上，使观众的情感认同很困惑：观众无法认可卡西莫多，但对于乞丐们在救援爱斯米兰达的公义之外，夹杂抢劫财富的私心，似乎也无法赞赏。

　　从电影编剧角度来看，1956年版《巴黎圣母院》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上，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究其原因，除了创作者在艺术上的把握失当之外，也因为在文学性思维与电影化思维之间未能合理地平衡与调整，过分拘泥于原作，未能以更大的信心和野心对原作进行符合电影编剧要求的重构。而影片之所以在观众心目中，仍能得到较为正面的评价，可能源于观众对原作的仰慕。另有一大部分原因，来自于爱斯米兰达的饰演者吉娜•罗洛布里吉达的出色表现。当然，如果撇开原作小说，1956年版《巴黎圣母院》作为一部独立的电影，在艺术上仍然有值得称道之处。

　　前20分钟极为出色，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特性和特长。作为一种氛围营造、背景设定、人物塑造，这20分钟颇具大家气象，不仅以直观的方式将许多抽象内容呈现给观众，而且许多细节看似漫不经心，但又丝丝入扣、直达人心。影片开头，是一座大钟的全景，大钟在嘎吱嘎吱的摇摆中发出浑厚的声响，像是对人性的某种沉重叩问。之后，影片在室内由一个摇镜头慢慢上升，仰拍教堂由彩色玻璃构成的穹顶，在音乐声中掺杂了钟声。在这个固定机位的长镜头中，观众被教堂的瑰丽与庄严所震撼，又被暗调画面的幽深与神秘所吸引。可以说，这个开头营造了一种厚重又阴郁的氛围，引导观众感受一座教堂的不凡气势以及晦暗不明的阴影。

　　影片在表现愚人节表演以及街上的游行时，在一种喧闹的狂欢中，将民众追求轻松自由的娱乐心理进行了渲染。尤其是，通过对比，使观众对于宗教剧目的苍白与空洞，产生了下意识的抗拒。而在宗教的刻板与霸道中，观众对于克罗德的形象也有了初步了解。爱斯米兰达出场之后，更是光彩夺目。她一身红裙，头上绑着一块红色头巾，有着吉普赛人的野性之美，又有着妖娆的身影、曼妙的舞姿，在广场上像一轮红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自然也使克罗德难以自制。

　　爱斯米兰达以一种视觉轰炸的方式，向观众传达了一种耀眼的美。而且，这种美对于不同人来说，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克罗德来说，不仅是肉欲的对象，可能也代表了一种自由率性的生活方式，进而对他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对于卡西莫多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朴素的美，是一种身体的轻盈与完美，是迷人的微笑所带来的感染力；对于菲比斯来说，可能仅仅是身体的性感。遗憾的是，自爱斯米兰达出场之后，影片一度聚焦于克罗德的内心压抑与疯狂，后来又转向控诉法律的冷酷与不公。情节容量过度饱和，却又疏于人物的深度刻画，导致影片情节以一种仓促且未能掩饰创作者拨弄痕迹的方式推进，影响了主题集中性和人物塑造的丰满性。

　　今天，重新审视1956年版电影《巴黎圣母院》，不仅是为了感受雨果的人道主义情怀、感慨一座教堂的风雨沧桑，也是为了从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评判影片对于原作的还原与误读，来思考电影在改编文学名著时所应秉持的艺术原则。这种原则就是，不能在对原作的仰视中固步自封，更不能在混淆文学思维与电影思维之后进退失据。（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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