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想与人类生存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评析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庆存

　　王水照先生20年前曾指出，“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南宋孝宗赵昚则称赞苏轼的文章“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笔者每读《六一居士集叙》，常深以为然。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先贤曾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三种境界。苏轼此叙，就是着眼于“立言”的人文精神，落脚于“功德”的社会效果，来结构和安排全篇内容。同时，又以“天地、大禹、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为轴心展开论述，深刻阐明儒家思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作用。概言之，文章揭示了人文思想与人类生存的紧密联系，反映了苏轼对人文思想与文明发展的深刻思考、独到见解。

　　一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下称《集叙》）堪称经典中的奇葩、名篇中的极品。全文构思立意、布局谋篇、思想境界、艺术效果都令人叹为观止，正如明代著名散文评论大家唐顺之所言，“体大而思精，议论如走盘之珠，文之绝佳者也。”

　　《集叙》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开头到“况众人乎”，主要论述了儒家人文思想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即儒家思想之“功与天地并”。第二部分，从“自汉以来”至“非天其孰能使之”，通过梳理自汉至宋的历史事实，来突出欧阳修传承儒学思想的重大贡献。第三部分，从“欧阳子没十有余年”至结尾，点明《六一居士集》的文化境界与编纂背景。

　　《集叙》以“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开头，议论起笔，如高山坠石，气势恢宏，新奇精警。其中的“言”“信”“疑”三字，正是下面展开论述的根基。作者首先拈出孔子和孟子的两段著名言论，论证“言有大而非夸”的观点。孔子受困于匡国之时，曾发出“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的感慨。公元前496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为孔子就是阳虎，所以将他围困。关于此事，《论语》如是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表现出孔子“斯文自任”的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心，以及不惧危险的充分自信。

　　“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孟子则更加直接，将自己批评杨朱、墨子学说与孔子作《春秋》这两件事，和大禹治水相比并。他认为，三者的功德，与天地为人类提供生存保障的功德一样大。大禹治水，为人类生存创造了条件，正如李白的《公无渡河》一诗所言，“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这是物质、物理方面的贡献。而孔子作《春秋》和孟子距杨、墨，则是属于人文精神、思想文化方面的。那么，二者如何能相提并论呢？作者用这两个“大言”之例，提出“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的疑问，以此说明“众人疑之”的合理性。

　　其后，作者以“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儒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作用，突出了舆论、道德、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凸显了儒家思想对于弘扬社会正气、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人们认为这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非儒家思想影响所致，所以“不知其功”。接着，苏轼又引用申不害、商鞅、韩非之学对社会发展产生危害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偏废儒家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申、商、韩非之学各成一家之言，但相较于儒家学说关注社会和民生、推进社会有序发展的整体思维方式而言，又各有其偏颇之处。所以，作者认为它们是“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而君主又“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出现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来“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祸”，致令申、商、韩非之学流行于世，导致社会动乱、生灵涂炭，“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即使是洪水之患，也绝达不到如此惨烈的程度。从而，说明了“以孟子配禹可也”的科学性。此后，作者则引用司马迁“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的论述，总结“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的现象，回应开头“众人疑焉”的合理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缕述了自汉代以后，老庄思想或佛家思想成为治理国家的主流文化，导致社会动荡、家国灭亡的历史事实，所谓“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汉代之后五百年，韩愈力倡儒学，认为“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强调了人文思想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因此学者将韩愈与孟子相比并。韩愈之后二百年，欧阳修出，其上承韩愈、孟子和孔子的儒家学说，通过“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的文章，来弘扬“礼乐仁义”思想，以合于儒家大道。欧阳修主张文章要“经世致用”“切于事实”“不为空言”。面对“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的困境，欧阳修不改其志，正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场屋之习，从是遂变”。以传承儒家学说为主的韩柳古文传统，在宋代得到了发扬光大。所谓“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韩愈、欧阳修）焉”，将宋代文化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树立了一代士林新风。“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突出了欧阳修在弘扬儒家思想、引导社会良性发展、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的历史贡献和巨大影响。

　　文章最后一部分，介绍了编纂《六一居士集》的文化背景和作序缘由，交代了欧阳修去世十多年后，其影响依旧深广、蔚成风气的现象。同时，借“天下之言”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文化造诣，并以欧阳修“六一居士”别号收束全文，说明以号名集。全文共三部分，紧紧围绕欧阳修文集的编纂，深入思考儒家思想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可谓内容丰厚、层次分明、前后照应、逻辑严谨、浑然天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说服力。

　　二

　　《集叙》以思想深刻、境界高远、勇于创新而著称。

　　书序作为一种文体，滥觞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李唐，而变化于赵宋。孔安国《尚书序》称，“序所以为作者之意”，大体昭示了序的功能。约成于汉代的《毛诗序》《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扬雄《法言序》等，大都立足全书，进行宏观的阐释、申述，或者兼及作者自身，是为常式。唐宋是序体散文的昌盛期，名篇迭出。尤其是宋代，书序的形象性、可读性、理论性，皆比前代明显加强。黄庭坚的《小山集序》，几乎通篇介绍晏几道的为人与性格；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更以抒情与描写兼胜、文学色彩浓厚见长；徐铉的《重修说文解字序》，历述华夏文字自“八卦即画”至“皇宋膺运”长达数千年间的发展演变，注重宏观审视和发展规律的探寻，视野开阔；赵昚的《苏轼文集序》，从论述“成一代之文章”与“立天下之大节”的关系入手，探讨“节”“气”与“道”“文”的联系，议论苏轼其人其文，向议论化、理论化方向延伸。不同的作者，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写法，从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由于“知人论世”的文化传统，为大家、名家作书序，难度甚大，尤其是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坛巨擘，对其人其文的概括、定位就更难。《集叙》高屋建瓴、茹古涵今、立意高远、思考深刻，体现出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大家风范。全文的创新出奇引人瞩目，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其一，整篇文章着力强调儒家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蕴含着鲜明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文以载道、人文化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理念。全文运用丰富的历史事实，以时为序、由远而近，逐层展开论述，正如清代散文名家张伯行所言：“以孟子配禹，以韩文公配孟子，以欧阳子配韩文公，此是一篇血脉”。这体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从而说明了人文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

　　其二，苏轼在前贤人文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将孔孟、韩欧主张继承弘扬的儒家思想及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与杨朱、墨子、申不害、韩非的观点及佛老思想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作对比，来说明积极的人文思想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又将采用儒家学说则社会安定，与不采用则“乱天下者多”的现象作对比，指出“邪说移人”“洪水之患，盖不至此”的严重后果，突出儒家思想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直接动因。唐宋时期，都曾出现过儒释道三教并用的主张，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恰当地运用都将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灾难，通过正反对比，更具说服力。

　　其三，大视野、高境界。苏轼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的高度，来审视、考察、评论儒家思想对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同时，又特别强调对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要性，突出了孔孟、韩欧的文化贡献，而不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其格局与气度，的确如明代茅坤所说“不负欧公”。

　　三

　　文化与人文思想对于人类发展的作用，始终是学人思考和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周易•贲卦•彖传》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论语》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刘勰《文心雕龙》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偶题》也说“文章千古事”等。这些，都涉及文章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但均稍显简单与模糊。入宋之后，人们对人文思想的思考渐趋深入和系统，关注到文化精神对人们心理意识的影响。王禹偁，甚至提出了“主管风骚胜要津”的深刻见解，强调思想文化对社会与人心的重大影响。尤其是理学家张载，明确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将文化的作用提升至空前高度。然而，诸如此类的观点与见解，都没有展开深入、系统的论述。

　　与上述情形不同，《集叙》站在人类发展与文明发展的高度，阐发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正如清代著名理学家蔡世远指出的，“非具千古只眼者不能，是何等识力、笔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集叙》首次将物质物理与精神文明并举。孔孟韩欧创造的思想文化，都属于意识形态属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像大禹治水那样容易被人承认，但其作用潜移默化，更持久、更稳定。从而，突出了精神文化对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了人之意识、精神、思想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文精神、人文修养对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意义。由此，彰显出苏轼思想的深刻性和深邃性，正如宋代诗人范温所说“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

　　前苏联著名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千百万年中，中国一再表现出非凡的稳定性和对于古代传统的忠诚。在这个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土著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对于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人文精神的深刻思考，至今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启发我们一定要站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和平发展的高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杨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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