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光明

　　城市，是人类审美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明高度发达的象征。作家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流经城市的河流、公园中盛开的繁花、高大的梧桐树、夕阳下的码头，都可能成为作家难忘的记忆，形诸笔端，代代流传。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谈到，“记忆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来：这才是你在旅行终点的发现”。卡尔维诺虚构了“看不见的城市”，探索它的记忆、符号、贸易等，这座城市虽不是实际存在，却是很多城市的影子。通过它，我们能看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度过的青葱岁月，巴黎的塞纳河、莎士比亚图书公司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同一时期，一群年轻人在杭州西子湖畔诗情勃发，写下了一首首关于青春、爱情的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22年，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结成“湖畔诗社”，出版诗歌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在诗坛异军突起，引起广泛关注。他们的诗歌清新自然，富有青春活力，对未来充满澎湃的希冀与热情。杭州城的山水花草在他们的诗行里，成为抒情的意象。如应修人的《我认识了西湖了》：“从堤边，水面/远近的杨柳掩映里/我认识了西湖了！”在这里，诗人从堤边、水面、杨柳掩映里来观察西湖，使得诗歌带有一种朦胧的、独特的美感。而潘漠华在《黎明在涌金门外》描述秋寒的黎明，独有一番韵味。“假使那番鸭会飞/我将托他寄封信/寄往畈满豆花的南乡/慈爱的母亲/在今天秋寒的黎明/你儿又在此地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立在近岸的浮草中/用个方网捕虾的老人。”诗人发挥想象力，梅花、残荷、湘湖、邮局、钱塘江等成为重要意象，出现在他们的笔端。

　　人事有代谢，往来无古今。然而，有些感情是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通的。时间向前移，在唐朝的杭州，白居易也曾书写不朽的诗篇。如作于长庆三年（823年）的《官舍》，有“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描写“梅”和“樱”；作于长庆二年（822年）的《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有“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涛。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描绘诗人登上凤凰山杭州刺使所的东楼，看到山上的积雪和波平如镜的水面。这些意象，是白居易情感的重要寄托，表现诗人的闲适之情。在诗人笔下，那些看似平常无意义的风景，经过重新发现，再次审视，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意象。

　　和诗人一样，城市也是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意象，承担着众多的叙事功能，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贾平凹笔下的老西安，带有独特的审美特质，散发着属于城市性格的气息，其文字也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形塑着、展示着日常生活的场景。

　　现代城市作为审美对象，与古代不同，不仅在于诗歌的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形式的变化。尤其是白话诗广为流行之后，城市的公共设施开始较多地出现在诗行中，展现人类社会的秩序和逻辑，无论它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中的，富有深广的内涵。城市，作为审美的对象，完成了人对公共设施等事物的重塑，赋予其多层次的美感。在诗人的笔下，时间和永恒成了探讨的重要主题。传统和创新，可能出现在同一个诗人身上，也可能出现在具有相似文学观念的诗社中，如前述的湖畔诗社。他们在语言和概念上不断探索，不断实验，不断突破语言的束缚，带给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新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将城市作为审美对象赋予文学的重要价值。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所说：“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杭州在湖畔诗社成员的笔下，亦成为重要的抒情素材。城市，发挥着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功能，也提供着或新或旧的意象，满足着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诉求。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城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定将日益突出。（朱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