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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誉潞
10月23日,博纳影业出品的《三星堆:未来往事》上映。作为首部由AI制作并获得“龙标”的院线长片,影片的出现在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最终的银幕表现来看,技术上的突破并未转化为艺术上的成功。在视觉呈现和故事元素上,影片虽取材于中华传统文化,却宛如一场经典科幻电影的大杂烩;在故事设计与主题表达上,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蜀文明被直接设定为未来世界的传承,成为置入既有科幻框架中的文化符号。无论是视觉风格、叙事构建,还是对中华文明的当代思考,影片都未能呈现出新的想象,反倒陷入对类型套路的重复与对文化资源的消耗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透过这部影片,看到当前AI电影创作面临的三重困境:媒介自反为何未能转化为思想深度,视觉真实为何反而限制了影像创造,以及技术赋能为何未能带来文化表达的自主性。
自反性悖论:媒介表达与主题观念的脱节
《三星堆:未来往事》既是一部由AI技术制作的“AI电影”,又是一部讲述AI故事的“AI题材电影”。影片最引人讨论的地方,在于这两个标签之间的抵牾:一部完全由AI生成的电影,讲述的却是人类不应接受AI控制的故事。
这种创作看似具有某种媒介自反性。所谓媒介自反,是指作品通过揭示自身的媒介特性与运作机制,打破受众对媒介透明性的惯常认识,促使观众意识到媒介对内容的建构。在电影中,这种创作意识既可以体现在故事层面,如《摄影机不要停!》和特吕弗的《日以作夜》等作品,通过呈现电影制作过程揭示电影的虚构性;也可以体现在形式层面,如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通过展示摄影机的在场,不断提醒观众,眼前的世界是经过摄影机组织和呈现的。
但《三星堆:未来往事》的自反却并未获得类似的效果,反倒让不少观众觉得滑稽,有一种“我反我自己”的荒诞感。究其原因,是因为影片在技术应用层面是自洽的:积极宣称使用AI技术,但方式是沿用观众熟悉的视觉经验,使新技术透明化来证明其可行性;在故事及其立意层面又是自反的:将AI塑造成需要怀疑和抵抗的控制力量。换言之,影片并未呈现出对AI技术生成机制的媒介反思,只是借助传统科幻叙事,重复警惕技术控制的老生常谈。再加上影片本身存在的种种逻辑漏洞与机械化的情节安排,让这场“自反”显得并不真诚,无法令人信服。
视觉真实的悖论:当电影创作沦为技术竞赛
就像片尾彩蛋部分,影片通过模拟摄影机镜头的拍摄效果,刻意营造摄影机的在场感。换言之,它非但没有“自反”,还通过模拟摄影机的“痕迹”,来减弱自身作为生成技术的存在,以强化真实感。这也呼应了影片的宣传话语——“AI超写实电影”。
近年来,生成式AI视频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围绕影像逼真度展开:画面是否清晰,运动是否流畅,光影与材质是否自然。然而,当逼真度成为衡量AI电影的重要标准时,创作便容易陷入不断追赶技术迭代的循环。据主创团队介绍,影片制作历时两年半,其间经历了多次模型迭代与画面重制,部分镜头直到上映前几天仍在更新。这种技术竞赛般的创作方式也在影片中留下了问题:不同画面在光影细节与人物质感上存在明显差异,有些场景细节丰富,有些人物的皮肤过于平滑。不同模型生成的影像质感交杂在一起,既扰乱了观众的观影体验,也暴露出AI创作对技术更新的焦虑。
更值得思考的是,当下许多AI影像虽然都在不断地提供视觉奇观,却仍然沿袭传统数字特效电影的基本路径,即通过计算机图形技术再造逼真的电影世界,以宏大的视觉场面吸引观众。然而,AI生成的神鸟、通天塔与未来城市,却难以带来《侏罗纪公园》《阿凡达》等作品所创造的视觉震撼。归根结底,是曾经令人惊叹的“奇观”,已在不断生成和重复中,逐渐失去独特性与吸引力,成为日常屏幕经验的一部分。
简言之,我们期待AI电影突破既有的视觉经验,拓展新的银幕想象,但当创作者仍以传统电影工业的视觉标准衡量自身时,技术创新便可能陷入两难:一方面,对视觉真实的追求成为压倒性的创作目标,使创作重心由人物塑造、叙事组织与视听表达转向对画面完成度的反复修补;另一方面,AI的技术优势也被限制在既有的美学范式之内,未能充分转化为新的影像表现力。
文化生产的悖论:自主文化内容与画面背后的世界观
这种视觉想象的重复,进一步暴露出影片在文化表达上的困境。据制片人介绍,影片部分故事是根据生成的画面反向推演出来的,世界观的搭建也与早期生成的参考图深度绑定。换言之,既有的视觉范式会影响故事构思与世界观的表达。这或许就能解释影片为何在视觉风格、故事元素与价值观念上都显得杂乱:其中既有《流浪地球》式的重工业视觉风格及其延续人类文明的集体主义叙事;也有《黑客帝国》《我,机器人》《超体》等作品中围绕机器控制与自由意志展开的个人主义思考。即便在呈现数千年社会发展历程的蒙太奇段落中,我们也能辨认出《敦刻尔克》《奥本海默》等被好莱坞所图示化的历史时刻。影片堆叠了大量熟悉的高概念和科幻元素,却未能将它们组织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世界,更没有充分挖掘三星堆这一核心文化命题。
古蜀文明的神秘性、三星堆青铜器的独特造型,以及相关考古发现留下的想象空间,原本具有丰富的文艺创作潜力,但这些文化资源并未真正转化为影片的叙事动力与美学基础。这暴露出AI影像创作需要警惕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技术能够生成包含中国文化元素的画面,却不能自动赋予这些画面以文化意义;当我们试图借助AI讲述自身的文化命题时,技术所依赖的既有视觉范式及其背后的审美倾向,更可能反过来规定我们想象自身的方式。
《三星堆:未来往事》展现了拥抱新技术的积极尝试,却也暴露出以新技术重复旧经验的局限。AI电影何时真正到来?答案或许不在于模型何时能够生成更逼真的人物、更宏大的场景,或完成更复杂的镜头运动,而在于创作者何时能够超越对既有视觉经验的复刻,将生成能力转化为新的叙事方式、视听语言与文化表达,从自身的文化经验出发,形成具有自主审美逻辑与价值表达的电影创作。
AI电影真正需要突破的,不只是生成影像的技术边界,更是既有电影美学与文化想象的边界。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