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甫跃辉

　　我以前在文学杂志社工作了很多年，一直都是看稿子。现在到了大学，还是在看稿子。不同的只是，以前看作者的来稿，现在看学生的稿子。我有个看法，看稿子就是最初的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家的文学批评，往往是面对成熟作家的作品，而文学杂志编辑和高校教创意写作专业课的老师，不得不看最初的、未经筛选过的稿子，也不得不面对很多仍在摸索的作者。作为编辑有时退稿的时候需要回答作者为什么退稿，作为大学老师针对学生的写作提一些建议和意见，其实都是延续了文学批评的工作。

　　一

　　当然，这不是我们现在普遍说的文学批评。进入真正的文学批评领域，根据批评对象所处的时代，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文学批评是面对同时代作家。前两天我看复旦大学金理教授写的《陈思和学术教育年谱》，里面说陈思和老师最早发表的文章是他25岁时写的《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是关于他同学卢新华的作品《伤痕》的评论，这就是说他评论的是他的同辈人刚发表的小说。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人预想得到《伤痕》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后来，陈思和老师的文学批评始终很关注同辈作家，比如王安忆、莫言、张炜等，他的文学批评也跟随着这些同辈作家一起成长。

　　另外一种文学批评是面对前辈作家。来参加活动的路上，我在看《悲欢的形体：冯至诗集》，书里有一篇导读《前辈》，作者是诗人黄灿然。黄灿然是非常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他说，有一些前辈作家是“过去式”的，虽然有其历史地位，但对后来的写作者而言并不重要。而冯至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冯至对他有着“绵延式”的影响。他讲冯至的诗文如何如何，真是特别细致，比如说到冯至早期的抒情小诗《蛇》，讲里面哪些句子加了几个字是为了显得整齐，分析诗句“一只绯红的花朵”中花朵的量词用“只”，说这是稚嫩的白话，也是优美的白话。这里面有批评，又很能体贴作者，他觉得瑕不掩瑜，《蛇》仍然是一首非常好的诗。他还说到，冯至把他引向更多、更广阔的天地，等等。这篇文章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文学批评，黄灿然把自己置于叙述里，既在讲冯至也在讲自己。而冯至呢，也从前辈作家那儿得到过滋养，他写《杜甫传》既做到“力求每句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又倾注了自己的“深刻了解与同情”，写出了一个独属于他的杜甫。

　　此外，批评家和作家还有另一种关系，即作家和批评家是一体的。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鲁迅先生——我们今天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举办活动，这里是鲁迅先生的“地盘”。先生的创作最早是从文学批评入手的，用比较古奥的文言文写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评论古今中外的作家、诗人和哲人。先生后来的文学创作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当时社会细致深刻的观察做出的，这种观察是不是也可以算作文学批评呢？

　　在我看来，我们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个批评家的身份。我们怎么观察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怎么观察这个时代里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包括怎么观察置身时代漩涡里的我们自己，这种“观察”，不仅仅是表面的“观察”，也是有一个评判在里面的。当我们从这观察、评判出发，决定写什么不写什么，决定如何叙述如何虚构，这些无疑都带有“批评”的性质。所以说，作家哪怕不写批评文章，仅仅是叙述和虚构，他的字里行间也有一个批评家的角色在。

　　二

　　作为一个写作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有一个批评家同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幸运的是，从我开始创作起，就有几位批评家朋友会看我的作品，不多，所以弥足珍贵。当然，如果没有这样同行的批评家朋友，哪怕没有人看我的作品，我觉得我还是会写的，那种不管不顾想写的冲动，才是写作的原动力。

　　当然，自己的作品能获得真诚的、及时的反馈是很好的，这样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相当于一面镜子，能让写作者从中看见自己。有时候，批评家可能会看到一些作家本人意识不到的东西。例如，《陈思和学术教育年谱》里写到，陈思和在一篇文章里说，莫言早期的小说里有很多浓烈的色彩，而那个时候，莫言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样，有一位评论家曾说，我写了很多的动物，在他说之前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

　　三

　　有人在问，今天是否小说已死、文学已死？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人这么问过了，而且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焦虑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文学体制建立起来——靠写作能赚钱，有稿费，有版税，偶尔还能改编成影视作品，其实时间并不算长。我们回头来看，古代女娲造人、夸父追日这样的故事，就是最早的文学形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都是子虚乌有的故事，是我们的老祖宗聚在火堆边吹牛，想着法儿解释周遭世界的产物——这种吹牛完全是义务劳动，没稿费也没版税，更拿不到影视改编费，只是让听者得到一种内心稳妥了的安全感。但正是这些免费的虚构故事，深刻地影响了、塑造了中国人的历史和精神。

　　不说人类的历史，且说我们个体的生命历程。我们小时候会很兴奋地跟人讲，去山里河里见到了什么东西，这种讲述就是小说和散文里的描写和叙述。文学创作的冲动，是生命的本能。去年夏天，我干了一件有点儿疯狂的事，从上海骑自行车回云南，骑了30多天。在这个过程中，我每天都在记录，遇到什么事，见到什么人，都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能算文学吗？我不敢肯定。但我知道，这样的记录给了我一种奇异的力量，也让我一路上的观察更用心了。

　　有一次，我在黑暗里骑了很久很久，远远地看到前面的一座石桥上有一盏灯。我冲上去，脚踩在桥边，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桥下面有一条河，很远处有一条船过来，船上也有一盏灯。整个世界是黑的，亮着的，只有我的车灯，头上的路灯，还有远处的灯。我发现，远处的灯亮处，一个人在用竹篙撑小船移动，船头蹲着几只鸬鹚，鸬鹚在捕鱼呢。水面哗啦哗啦地响，那人来到桥下，仰起头跟我对视了一眼。我们谁都没说话。他掉转船头，又慢悠悠往远处去了。两个人在夜里如此相遇，真叫我感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文学是有用的。我当时就特别想把这场景表达出来，那种穿过漫长的黑暗后，忽然见到光亮，见到一个人，几乎让我落下泪来。这样的时刻，是文学的时刻，也是生命的时刻。

　　后来我把这一系列日记写完了，其丰富性远超我最初的想象。这次长途骑行，不是体力而是文学给了我巨大的支撑。我知道，没有什么经历是会白白浪费掉的，漫漫行旅中我所经历的，都会在我今后的文字里留下痕迹。这方面，最牛的当然是徐霞客。经过贵州时，我去了黄果树瀑布，景区里面就有徐霞客的雕像。徐霞客这一辈子，连自己会不会死都不大想，大概没想过文学会不会死之类的，他只想着要把名山大川走一走，并尽力把它们准确生动地记录下来，别人感叹他“何苦来哉”，而他怎么说呢？他说：“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

　　这些不为文学的文学，最终成了最重要的文学。

　　只要生命不息，文学自然不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