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新闻学院副教授 黄河

　　随着网络社交的日渐普及，表情包也成为流行的网络文化。尽管人们对表情包的学术定义尚有争论，但都普遍承认其网络传播符号的属性，将其视作融合了文字、图像等多种因素以进行话语表达的“网络方言”。从1982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斯科特•法尔曼教授第一次在电子公告板上使用的字符表情，到后来由文字、字符和线条组合呈现的日本颜文字（kaomoji）、Yahoo Messenger中的彩色表情，以及移动操作系统中植入的绘文字（emoji）表情，再到普通网民自已创作的卡通表情、暴走漫画表情、真人表情，表情包越来越夸张，越来越个性化，并且融合了更多的文化。

　　近年来，表情包被网民广泛使用，不仅出现了“斗图”这类新型的网络行为，形成了“表情党”这样的新兴群体，甚至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变成了参与和发声的手段与工具。有研究者认为表情包的流行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有研究者把表情包与网络流行语、网络段子等归为一类，认为是网络狂欢的表现。无论作出何种判断，我们都应看到，表情包的流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偶发的，其背后是技术发展、媒介环境嬗变以及社会心理流转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从表情包的自身演变来看，叙事功能的拓展是其得以流行的关键因素，而这又主要得益于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技术门槛的降低——表情包的开发者逐步从移动设备制造商与网络服务提供商扩展至第三方主体和普通网民，直接推动了表情包在形象与形式方面的极大丰富。日渐增多的图文结合式表情与动态表情，在叙事功能上超越了传统的模拟表情和静态的展示式表情。前者可通过直观的图像建构更具现场感与代入感的对话场景，因而也就具备了独立进行一场完整叙事的功能。在信息量巨大、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且难以形成共鸣的情形下，“一图抵千言”的表情包却往往能使人一目了然。

　　表情包的流行也是读图时代社交媒体“视觉化”发展的一种产物。相较于文字，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消费者，特别是社交媒体用户愈发青睐生产、分享与阅读省时省力、生动直观的图片内容。Computer World专栏作家麦克•艾尔甘2012年曾表示：“社交媒体中的新语言不再是文字，而是图片”。基于这一视角，表情包本身即可被视为“图片语言”或“图像句子”。与文字语言不同，表情包这类“图片语言”通过视觉上具体的表情模仿和直观的动作模拟，压缩了表述同一意象所需的信息内容，也减少了受众接收文字信息后进行解码和想象的时间，这不仅符合新媒体环境下用户“视觉化”“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也是表情包之所以传播效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叙事特征与传播环境两个方面，社会心理因素在表情包的流行中也不可忽视。当然，将表情包的流行归结为某种社会心理因素的驱动是片面的，因为表情包的使用者是规模化的多元群体。这些群体在年龄、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也必然存在多元的使用动机与诉求。但以下三种社会心理机制在表情包的流行中的确作用明显：一是在网络互动中寻求新的身份认同，即表情包的生产与消费可以让使用者组成一种“图像狂欢共同体”，从而缓解其在社会中的身份焦虑；二是对主流文化的“消解”与“对抗”；三是用戏谑、荒诞的话语方式疏解在现实环境中的压抑，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斗图狂欢宣泄积郁的不满情绪，实现对现实压力的一种释放。

　　在当下，表情包已经成为我国网络文化的一个缩影：强烈的去权威、去主流的草根特征；形式与内容往往高度分离，从不和谐中制造喜剧感与滑稽感，从而刺激传播；通过隐匿的方式实现情感的宣泄或真实主张的表达；在特殊的情况下，利用统一行为进行井喷式话语输出，通过占领话语空间直接展开意见争夺。对政府管理部门而言，需要客观评判表情包文化：一方面，表情包文化在折射社会心态及其价值取向、疏解社会情绪、释放社会压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尽管表情包传播中存在负面情绪集聚、审丑狂欢、暴力贬抑等问题，但也客观反映出目前社会对话的缺失与沟通交流的不畅，因此也不能将之简单认定为低俗、病态、非理性的话语表达。（黄河）

文章刊发于《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20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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