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赵宜

　　在当下网络文艺的实践中，一些结构性症候阻碍了它的发展。其中，侵权问题尤为突出。以网络文学为例，一方面，由于这种具有新媒介特征的艺术形式，长期蛰伏于主流文艺创作体制的规训之外，创作和传播方面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依托于全新媒介技术、传播手段的艺术形态，同人写作是其主要的创意来源和写作方式。而这，必然同传统媒介语境下的封闭式写作呈现出不同的工作机制，也必将同维护旧有生产机制的“知识产权”概念形成冲突。那么，同人写作究竟是在创作还是在侵权？

　　2017年的金庸诉江南一案，作为标志性事件，将网络文学固有的一些普遍性、结构性的产权问题暴露了出来。2000年，中国网络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和探索时期，江南的《此间的少年》发表后迅速走红。小说中，化用了金庸小说中的多个角色名，构建了一个迥异于金庸武侠世界，但也蕴含着某种结构性相似的青春校园故事。正是这一被江南称为“致敬”的化用，在17年后接到了一纸诉状。这一案件，事实上牵扯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同人写作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与辨析。金庸一方指控江南“大量使用其作品的独创性元素”，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江南一方则强调《此间的少年》的同人写作性质，认为“《此间的少年》在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方面均不与金庸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仔细分析，此案的复杂性在于，同人写作虽然经常挪用和重组其他作品的一些符号资源，但又能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独立于原作品的体系。这一点，不似那些具有相对明确边界的“抄袭”问题。金庸诉江南一案，之所以被称为“国内同人作品第一案”而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因为同人写作的二次创作特征难以用是否“抄袭”来简单界定，另一方面表现在，同人小说是否因挪用了原作小说的符号资源而获益，也难以量化。窃以为，此案对于同人写作的命运来说至关重要，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指导性案例。

　　同人文学，以粉丝为核心构成，可谓从读者到作者身份转换的一个典型案例，意指参与者对某一特定作品的改写、衍生、重写等创作行为。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将粉丝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poaching），强调了粉丝阅读行为的能动以及对作者权威的消解。而盗猎行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体现在对作品的每一次讨论、吐槽、传播甚至恶搞的戏拟当中，并赋予读者将原作者提供的符号资源进行攫取和重组的权利。相较于其他盗猎行为，同人写作因完整的作品形式和接近于传统写作的工作方式，而成为最能体现粉丝创造力的生产行为。时至今日，同人文学早已成为网络文学中最为重要的类型。

　　以同人写作为核心的本土网络文学生产机制，在文化上依赖于粉丝身份所赋予的盗猎的力量。这种写作，注定会与传统的媒介生产机制形成巨大的裂痕，也对网络文学的长远发展构成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由于网络文学在探索时期的非主流写作格局，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因此，江南对金庸小说角色名的挪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同人写作的致敬行为，并未真正引起纠纷。然而，随着网络文学多年的产业化实践和“网文IP”年的降临，《此间的少年》的电影创作版权被高价收购，并引来了一场诉讼。在金庸看来，江南对其原创角色的挪用已超越了文化范畴，侵犯了其经济利益。事实上，同人写作中，还存在着大量挪用程度更深的文本，例如篡改故事结局、重新安排人物关系、将多部作品的主角并置在一起，以及将原作转换时空背景等。

　　在金庸诉江南之类的案件当中，一个关键因素被放大了：新旧媒介的冲突。由网络媒介催生出的网络文学，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传统文学生产的样貌，但不论是盗猎的生产方式还是全新的传播方式，都在要求一种能够适应媒介融合语境、全新技术环境的游戏规则。更进一步说，这种产权之争的本源，其实来自于新旧媒介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若将这一问题放置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结构中观察，我们会发现，知识产权的历史与媒介技术的革新史是高度重合的。从活字印刷术获得应用和最早的印刷业出现开始，知识产权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定义标准：“封建特许权”阶段，维护着统治阶级对知识传播的绝对掌控权；“近代知识产权”阶段，开始认识到知识产品的市场价值和经济效益；“现代知识产权”阶段，则是以市场化本位思维，进行知识产品的产权保护。在每一次媒介变革和文化结构调整中，知识产权的标准也在随之不断更迭。或者可以说，知识产权问题本身，是一个媒介文化议题，其最终目的，就是在特定的媒介技术和环境下，保护媒介生产者的核心利益。

　　当下，第五次媒介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生，互联网正深刻推动着多种产业结构转型和媒介生态调整。基于数字技术的全新“生产-劳动”关系，以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经济生产空间，也在重构着近现代以来的商品经济体系。而以同人写作为代表的网络文艺生产方式，正是其媒介特性所决定的。今天，本土网络文艺快速发展，我们应当在保护其创造力的同时兼顾传统媒介，以尽快推动媒介融合的深度展开，破除新旧媒介之间的重重壁垒。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意味着网络文艺可以成为无视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法外之地，而是要求我们实践出一条全新的媒介生产经验和艺术创作机制，以适应媒介融合的创作语境。网络文艺的产权问题，正是新媒介带给我们的强烈信息，要求我们尽快完成生产机制的规则再造，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国经验，并由此助推本土文艺生产走向未来的成功。（赵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