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宏大三部曲，还要梳理好人物关系

　　创作宏大三部曲，还要梳理好人物关系

　　——在话剧《开炉》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欧阳逸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一级编剧）：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十几年来硕果累累，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表现出剧院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像宋国锋导演的另一出现实题材的戏——《干字碑》，我认为不仅是他在导演艺术上的一个新成就，也是探索现实题材的又一个成就。因为这部戏解决了一个把英雄模范搬上话剧舞台的最大难题，即戏剧艺术与新闻报道的关节——我们不能把艺术写成新闻报道，而这个难题在《干字碑》中逐步得到了解决。总之一句话，从辽宁人艺看中国话剧是生机勃勃的。

　　从孙浩先生的创作来说，他创作的三部曲，从《祖传秘方》到《开炉》，还有尚未诞生但让人更加眼前一亮的《甜酸》。孙浩的创作正体现了所谓的厚积薄发，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响当当的剧作家，而且是别人难以逾越的剧作家。在《祖传秘方》中，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地域特色都令人羡慕，而《开炉》是继《祖传秘方》之后又一次开拓。感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宋国锋导演和编剧孙浩，你们为中国话剧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我对《开炉》的肯定有三点。

　　第一，它是对《祖传秘方》主题的延续和拓展。《祖传秘方》中，连一个江湖郎中、一个戏子这些最底层百姓家庭都燃烧起了抗日的烈火，生动诠释了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于是《祖传秘方》之后，《开炉》继续了同一个主题、同一个风格、同一个视角，只是略有不同。如果说《祖传秘方》中是一个家庭，那么《开炉》中就是一个作坊；如果说《祖传秘方》中是一群亲人，《开炉》中则是一群工友。但主题和视角是一样的，风格仍然以老沈阳、即奉天的市井生活为主色调，也符合刚才孙浩先生所说的“抗战的主体是俩字，人民”。但两部戏不同的是，《开炉》没有套用《祖传秘方》的结构，也没有重复《祖传秘方》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是塑造了又一批个性鲜明的普通老百姓的抗日形象，情节也是独特的。从《祖传秘方》到《开炉》，可以看出，孙浩先生和辽宁人艺有一种宏大的构思，想用这三部曲展现一副激动人心、热血沸腾的中华民族史诗般的抗战画卷，并且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这是第一个成就。

　　第二，《开炉》的戏剧性非常强烈。作者作为一个艺术家，非常娴熟地驾驭着戏剧创作的规律，一开始就营造着强烈的戏剧情节：赵铁锤的归来就像一块烧红的铁，满含着抗日热情，突然间将其浸到了一盆清水中，“滋拉”一声开始沸腾，难以预测的结局随之爆发……这是行家里手写戏的一个特征，以非常娴熟的手法营造了尖锐的戏剧情景，一出手就让观众必须专注于主人公的命运、以全部的热情关注故事的发展，也使得这出戏从头到尾保持着强烈的戏剧性。而且，这并不是为了创造戏剧情景，所有情景都源自于当时当地抗日之火在地下燃烧的历史环境，情景的背后是历史。所有故事的发生、人物命运的延展，无不源于一个根本的主题和线索，那就是日寇对东北的蹂躏、对中国的侵略、对我同胞的奴役。罗铁杠就是被奴役的一个标杆、一个开始。所以把强烈的戏剧性与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高度融合在一起，这是该剧的第二个非常值得肯定的的地方。

　　第三是语言，这和《祖传秘方》一样，《开炉》也有着老奉天市井语言的鲜明特色。打开剧本，每页无不展现着那个时代老沈阳北市场市井语言的特色，用这样的语言来传达、表现人们反抗的意愿，表现人们互相沟通、燃烧起一把地下的烈火。其中冯二孩的两段相声，便是语言成就的集中代表。

　　这三点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但是，面对怎么改，还得讨论一下问题在何处。

　　非常诚恳地说，虽然《开炉》是《祖传秘方》的第二部，是宏大抗日历史画卷三部曲的一部分，但在没有改之前，目前《开炉》还比不上《祖传秘方》，略有逊色。只有修改之后我们才可以期待《开炉》比《祖传秘方》更灿烂。

　　如果研究一下问题所在，可以提很多。比如冯二孩那两段单口相声是否过长？是否有把玩的嫌疑？我们需要思考。但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些，这些是很容易解决的，我说一个不容易解决的。我们在欣赏中始终跨不过一个障碍，那就是人物关系的建立。人物关系的建立是由人物性格和当时情景构成的，反过来说，我们是从建立的人物关系中一步步塑造性格、一步步展示情节，又从一步步展示情节中看到人物关系的戏剧性变化。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人物关系的建立是否合理、是否真实。

　　《开炉》写的是义和盛铁匠铺四个主要人物，三个徒弟加一个老作坊主的女儿冯淑玉，按柳枝的话说，冯淑玉是著名作坊的大小姐。这里是什么关系始终让我们感到存在障碍呢？就是冯淑玉与罗铁杠的关系，让我们产生了种种怀疑。

　　首先，罗铁杠这个角色，应该是三十多岁，而演员年龄却很大，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底气不足。又因为这个角色是懦弱无能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冯淑玉会跟他结婚。赵铁锤离别五年回来，“嫂子变弟妹、丈夫变大哥”，这种巨大变化使人物的内心和情感必须有激烈的冲撞，这种创造是非常必要的；但从结果找原因的话，这个“因”从情感上就不成立。从一开始，从何会长的口中，我们知道罗铁杠成了“大满洲国国民模范”，仅差一步就成汉奸了，并且何会长的话已经定位了他是奴才，而北市场没有人不知道罗铁杠是什么人，众人，包括冯淑玉，对他的态度是及其藐视的。而冯淑玉心高气傲、铁骨铮铮，丝毫不在鬼子面前示弱、屈服。这样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

　　最后的结尾是在一片烈火腾腾、红光闪闪的灯光下，四位主角手挽手站在一起——我接受赵铁锤、接受铁墩、接受冯淑玉，但我无法接受挎着胳膊的罗铁杠。历史上有没有这种事？有，出卖江姐的甫志高原就是这样的：出卖了江姐等人之后，在监狱中又看见了江姐的手指头后，自己开始反省了，又积极靠近地下党组织。但他再怎么挣扎只能是良心的弥补，汉奸的名称是改不了的。

　　既然我们写历史是为了今天，是为了昂扬中华民族的斗志和铁骨铮铮，我们是该怎么写罗铁杠？希望剧作者慎重考虑。有没有另一种写法？完全可以。罗铁杠为什么去当工人、为什么进日本鬼子的兵工厂？什么情况下他发现炸弹的？会不会是鬼子为挑拨离间而说他发现的呢？这些理由要充分。总之，我们可以把罗铁杠的前时、今日和未来的发展做一次更精巧、更精准的考虑，特别要考虑观众的民族情感，一定要想观众能不能接受。

　　一句话，为了建立好人物的戏剧性关系、创造好戏剧性的情境，我们要注意技巧之外的生活逻辑。所以话剧的主角是谁呢？是生活。要严格遵循生活的真实。这一步正显示出孙浩先生作为剧作家磨炼自己的过程，面对所有问题的出现并挑战问题，孙浩先生才能成为响当当的一流剧作家，辽宁人艺这出戏也才能变成真正走向高峰的作品。

　　（光明网记者贺梓秋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