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环境看《开炉》和罗铁杠

　　从历史环境看《开炉》和罗铁杠

　　——在话剧《开炉》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话剧《开炉》是有激情、很威武、有风骨的一出戏。辽宁人艺的戏剧从来不是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是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开炉》的演出，确实显示了辽宁人艺的独特风格，烈火熊熊，铁骨铮铮，心性烈烈，心声切切。

　　首先，这是一部普通百姓抗击外敌的英雄史诗。抗击外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政体的责任，也是普通百姓自发的正义愿望和全民族的不屈心声。本剧表现了东北地区的一家铁匠铺——义和盛里的一群热血男女，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抗击日寇的故事。铁匠铺掌柜的女儿冯淑玉以及三个铁匠赵铁锤、罗铁杠，陈铁墩都算不上社会中的显赫人物，但是大敌当前，他们无所畏惧，活得有肝胆、有骨气。我觉得，表现普通人的抗战史，也就是表现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生生不息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我们把这样的历史逻辑梳理清楚了，民族不朽的生命力自然会得到正面展示。

　　日本侵略者从占据东三省到入侵中原，他们的侵略战术是有所不同的。辽宁大地上到处都有鬼子的建筑遗迹，事实上，日本侵略者妄图在这里建立长期殖民统治，因此他们对东三省的百姓以怀柔与屠杀并举，这是历史事实。在《开炉》中，一方面我们看到抗联战士、卅友会成员对于日寇侵略者的决绝反抗，以及日寇对于反满抗日分子的残酷杀戮；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以罗铁杠为代表的极少数百姓对现实抱有苟且偷安的幻想，由此这部戏剧对于时代环境的表现是忠于历史真实的。

　　这部戏塑造了一组救国抗敌的群体形象，戏剧结构大开大合，情节跌宕起伏。主要的行动线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铁匠铺的人们借着为鬼子打造马蹄铁的名义，利用往火车上装运马蹄跌的机会，炸毁鬼子的军用列车。围绕这一主要行动线，构成了另一条情感线：赵铁锤被鬼子抓走生死不明，5年后突然出现，而冯淑玉已经嫁给了其同门师弟罗铁杠，三人陷入到痛苦的情感纠葛之中。此时鬼子逼着义和盛开炉打铁，冯淑玉本来宁死不从，铁锤制定了一个巧妙的抗敌计划，佯装开炉炼铁需要人手，促使鬼子释放被关押的二师弟铁墩。铁墩回到铁匠铺，完全站在铁锤这边，他看不起顺从敌人的铁杠，抗敌者与归顺者形成了尖锐矛盾，这个冲突的结局偏向正义一方，铁杠最终以一死雪耻，挺身而出，炸掉了鬼子的军火列车。

　　如果此剧是一部交响乐，那么它还有另一个声部，即冯二孩的相声。冯二孩是老铁匠的兄弟，因自幼多病，放弃打铁改学相声。在大茶馆里，他用相声指桑骂槐，嘲笑鬼子，讽刺汉奸。这一形象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冯二孩本身就是剧中人，他与两位铁匠：铁锤和铁墩的硬汉形象不同，他们是活得硬气、死得刚强；他是绵里藏针，柔中带刚，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知善恶的中国人，是普通老百姓之中暗含的抗敌斗争的个体力量。当他借着隐喻暗语叱骂了鬼子之后，得到了周围百姓的拥戴和尊敬，他心里痛快，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普通人的抗敌心性。

　　两个女性角色，冯淑玉和柳枝，做事风风火火，做人侠肝义胆，很有东北地区的地域风格特点。她们的爱与恨都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冯淑玉为了保住义和盛的祖传标牌，不惜以命相拼，结果是损失了肚子里的孩子；柳枝喜欢铁锤，就无怨无悔地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看到冯淑玉被汉奸逼迫，立即站在她身旁要决一死战。两个性格相近的女子最后成为心心相印的姊妹，戏剧刻画出了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

　　我也谈一点修改意见：关于铁杠成为日本鬼子树立的“国民模范”一事，应当斟酌处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以有半点含糊。既然他后来投入了抗日行动，可否处理成日本鬼子拉拢人心，强行把“国民模范”的花招加在他身上，以造成中国人屈服、迎合于日本统治的假象。这是鬼子有意施展的阴谋，而不是铁杠真心投敌。日本铁蹄下的大多数中国人是英勇不屈的，也有一小部分人比较软弱，罗铁杠就是后者，但他不会助纣为虐，不想加害国人。这样一来，铁杠后面的转变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冯淑玉虽然是一介女子，却是巾帼豪杰。有一场戏，两个师兄都在打压欺负铁杠，她竟然跟着两位师兄一起骂丈夫，这情感表现得有点过分。人物的心理动机和外在行动要表现得合乎逻辑。她心里可能看不起铁杠的软弱，但是最后铁杠要去炸火车时她喊“你给我活着回来”，还是表现出了夫妻之间的情分。他们四个人从小青梅竹马，她选择嫁给铁杠一方面是现实情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有复杂的情感成分，如果淑玉接受铁杠的爱情显得过于被动，那么这和她本人刚烈的性格很难相融。

　　戏的最后进入高潮，节奏感很足，但时空变化有些快，意向不够明确。一炉真火点燃，开始打造马蹄铁，紧接着铁杠把衣服往肩上一披就去炸火车。这里是把四十天的生产周期浓缩在了一瞬间，我看得明白，但是这个时空变化如此之快，一般观众可能在理解上有些障碍。

　　编剧孙浩老师的戏剧语言，节奏感强，有气势、有韵律、有文采。开炉仪式上，打铁的工人讲出的一整套话语，出口成诗，是否太具有文学性而超越了人物的身份？还有铁锤五年之后回到义和盛，说“这是我和淑玉的卧室”，这里的用词是否太现代了？在上世纪30年代，东北人一般会说“这是我的土炕”。总之，语言还需做些加工，既要生动鲜明有个性，也要符合人物的社会属性。

　　（光明网记者贺梓秋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