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中的影像力量

宏大叙事中的影像力量

——浅谈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山河之爱》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摄影专业教研室主任、2018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滚动资助项目艺术家 贺飞

　　10年前，当我的父亲在整理一位去世老兵遗留下来的，差点当废纸化为纸浆的抗战笔记和滇缅抗战资料时，我还不了解七十多年前就我的家乡滇西地区曾发生过如此英勇壮烈的家国保卫战，也不知道腾冲国殇墓园那些英灵纪念碑为谁而立。而当我熟知这段抗战历史，亲耳聆听这些抗战老兵的讲述，才知道他们是何其伟岸，这些人是我们中国人必须铭记的英雄。

　　2016年我有幸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完成了《山河之爱》中124位在世抗战老兵的拍摄，直到现在，心中激荡着的那一腔热血依旧如初。完成项目拍摄的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爱国精神火种的延续，这样的历史应该温暖、感动更多的人。

　　踏上寻访之路

　　在2013年拍摄抗战老兵之初，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寻找——寻人之路信息闭塞、路途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与鼓励让我得以重拾行囊，燃起信心！为见证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我从我的家乡保山开始，先后跨越了两万多公里，多次前往畹町、德宏、腾冲等地，以及怒江西岸等当年血战前线，往来于云南与四川之间寻访老兵。截至今日，在各地统战部门、老干部管理部门、公益组织的协助下，我共寻访拍摄到124位老兵，他们或在1942年参加了怒江西岸的战斗，挽救了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或穿行于川蜀粮道，为抗战提供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粮草、财政和兵力支援。

　　有的老兵刚刚拍摄结束就匆匆离世；有的已经失语；有的已生活不能自理、生命垂危…但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说到抗战却依然很激动，“我无怨无悔，保卫国家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他们努力的配合着我的拍摄，为不失军人尊严，努力抬起手来、努力站立…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去世前为配合拍照不损军人形象，坚持拔下胃管，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有位打过松山的老兵，在讲述时形容解救出来的慰安妇穿着像牛蹄子一样的木屐时，在场的人都被老人的朴实逗乐了，但老人不解，甚至有些生气，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笑，也许在他的那段浸透了鲜血的记忆中，容纳不下任何笑声……

　　参加过松山战役和滇西大反攻的王宪卫老人在谈起松山战役时凝重的神情。（王宪卫老人居住在茨桶村搬旧寨，当兵的时候只有14岁，寨子里一同入伍的有10多个人，最后回来的不过两人而已。王宪卫所在的第8军荣誉1师当年是攻打松山的主力部队。）

　　葛连堂，山西人 ，1919年生，97岁（已故）。1938年参军，属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第7旅20团奇兵连 参加过抗日百团大战，立功无数。身体不好，常年住院靠胃管维持生命，他为不损军人的威严，坚持拔出胃管，站立拍照，令在场人员感动。

　　宏大叙事中如何体现影像力量

　　拍摄初期，这些九十岁以上高龄的老人在面对我的提问时，总是表现得质朴而平静：“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人都在受苦，我们吃的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老兵们的每一次回答都深深震撼着我，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大爱”。

　　为了表现这种深藏在朴实之下的伟大精神，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拍摄方式：特写肖像、环境肖像、生活细节、摆拍、抓拍……但随着我对历史及老兵了解的深入，我逐渐发现了自己在影像叙事上的不足——面对如此宏大感人的题材，一般意义的影像记录完全显得微不足道。

　　正当我迷茫之际，一个故事给了我灵感。《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记录了日本战后在缅甸大量竖起慰灵碑，甚至为战死的800多匹军马都立了碑；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大量日本人以旅游和投资的名义到滇西偷偷拜祭。这些信息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特有的纪念方式？我们又该如何向后人延续对英雄的崇敬？在这样的启发之下，我决定将这组照片拍摄成“影像的纪念碑”，以供后代瞻仰。

　　我在总结了国内外摄影师对同类题材的表现形式后，归纳为两种：一是将老兵形象做符号化、抽象式的记录；二是详细记录每个老兵的特征和信息。前者是高度精炼其符号价值。虽然让人记住的是特定符号，但会损失具体信息，而后者则是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聚焦在每个人身上，反而弱化其了共性。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尝试和取舍之后，我将以下几点作为我拍摄该题材的关键。

　　1.信息量

　　对于历史性纪实摄影题材，最重要的是信息量。苏桑·桑塔格说，“摄影是时空的切片”。摄影是最适合记录的工具，但依然不可避免信息的缺失，而信息的缺失必然导致误读，这一点作为历史题材是不可取的。老兵的精神信息不仅仅是在其面孔上，更是体现在关于他的生活细节之中。我看到最多的就是雕刻有“天、地、国”的传统牌位和写着“精忠报国”等字的对联和字画，还有那些印着国家领导人、十大元帅、海陆空军等发黄老旧的海报和挂历、象征荣誉的绶带，让老兵的屋里充满了军人的气息；不同的地方习俗不同，火塘与腊肉，农具与老照片，杂乱中透出生活的气息。堂屋的结构与这些物件共同组合成了“家”的含义，老兵站在这里，以稍微仰视的机位，配合灯光的运用，在屋檐下以顶梁柱式的造型体现其“小家”与“国家”的关系。同时，围绕老兵进行详细的拍摄和口述记录，用图片、视频和文字尽量还原真实。

　　李会映，腾冲人，91岁，16岁参军入伍，预备2师4团1营2连1排，狙击手 。

　　卢彩文，80岁，腾冲人，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二科少尉参谋，2015年受邀到北京参加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张体留，原名刘克强，1927年6月13日生，四川省眉山县人，1942年在宜宾当兵。腾冲最后一位川籍远征军，这张照片拍摄后一周，老人于生日当天去世。

　　滇西花木兰——张炳芝，滇西唯一健在女兵，1923年9月5日生，94岁，所在部队第七十军二十八师，宣传干事、中尉，曾参加缅甸、龙陵、松山战役。

　　2.符号性

　　如果把焦点分散在一百多名老兵的个性和其生活上，反而会显得杂乱，削弱其符号共性。因此除了纪实拍摄，我为每位老兵以类型学的方法做了一次记录以彰显其“精神共性”：我将详细的个人信息和文字放入画册和视频，为每位老兵拍摄一张统一的军人“范式”照——即厅堂中的敬礼。统一的范式体现了军人气质的共性，同时也记录了每位老兵生活的多样性。这样，当一百位老兵的人类学式记录在范式阵列中不断重复时，个体的生活、个体的特性都被消解了，唤醒而生的是一种潜在统一的、精神意识上的影像纪念碑。

　　3.体验的重要性

　　观看氛围的营造除了依靠连续的阵列图像，还要通过图片阵列+放大特写+画册+视频+音乐所形成的综合现场来感受。单张照片在其中只起到砖块的作用，用重复的方式来消解个性以突显共同精神价值的方式，既能抽离其中的精神内涵，也不丢失其具体信息。在展示空间内，古典气质的暗色调环境与老兵身上明亮的灯光产生强烈反差，与现实产生距离感，配合着他们骄傲而严肃镇定的敬礼，表现出极强的剧场感。在第七届大理国际影会中，我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了展览，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当人们走进这个环境、在综合的体验中接受抗战精神的洗礼时，才会感受到历史的震撼并完成独立的思考，经过这一系列的感受过程后，才能体现影像纪念碑的完整性。

　　树立一座影像纪念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感谢国家艺术基金，让这些影像得以被记录和留存，让老兵的英灵得到慰藉。这座纪念碑能够让我们的后人了解到他们的前辈在卢沟桥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和东海之滨前仆后继、血沃中原，以自己巨大的牺牲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梦想。这座纪念碑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张义声，1916年9月出生，四川荣县人，高中毕业，黄埔军校14期步科，中美空军混合团飞虎队老兵。曾从成都起飞轰炸东京和日军前沿阵地。现在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老兵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希望如今这座纪念碑在记录历史的同事，也能照亮未来的爱国之路。

　　陆朝儒 老人的孙子正在看爷爷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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