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民族音乐，源自新时代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宋沅君

　　人说山西好风光，居山之西，居河之东，人杰地灵。从山西这块“文化高地”上走来的民族管弦乐《山西印象》，浓缩了作曲家王丹红对山西文化“浓烈、深情、唯美、厚重”的所有感知。2015年，山西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开始创作一部讲述山西故事的民族管弦乐作品。2016年7月23日《山西印象》首演，有观众称，这一定是一部传世之作。从那时起到现在，《山西印象》已经演出了100余场，每一次观看都是超出期待值的体验，并能不断颠覆之前的聆听印象。

　　如果说南方小调是委曲婉转、慢诉衷肠的旖旎之情，北方大曲则是热烈奔放、驰骋而来的原始情感，在美学范式上并无高低之分，而有品类之别。从塞北到河东，从山野田间到河津渡口，山西的表里山河，从曲子里奔涌着流淌出来，音乐会现场既“疯”且“燃”。过去人们觉得民族音乐“土”“陈旧”等旧有的审美观念，变成了“原来民乐可以这么美，这么炫”的感叹。中国民族管弦乐走过60多年的历程，今天的民乐素质，已经到了拿出来让人大吃一惊、颠覆观念的时刻。

　　2018年7月5日，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滚动资助项目民族管弦乐《山西印象》专家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个作品应该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创作演出的一个标杆。为了让它“立得上专家的案头”，也可以“放在百姓的家里”，在现在“接地气”“传得开”的基础上，还要“留得住”，才能真正成为经典之作。对这部作品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如何更好地融合中外创作技法、在继承和创新中开拓民族音乐的个性。

　　继承与创新，是个老话题，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它与坚守传统还是借鉴西方的问题一而二、二而一，紧密纠缠在一起。在民族音乐界，人们对于继承与创新这一问题的误读十分严重，概念现实混乱一团。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什么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统一的认知。比如，从研讨会上某位专家的发言就可以看出，年轻一代民乐人与老一代民乐人，对于民乐传统继承与创新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什么程度上去继承、在哪个范围内去创新，都有不一致的看法和做法。甚而，在内容主旨上，老一代观众和年轻观众，对同一个传统意象比如“走西口”的内涵理解和情感趋向，也有很大差异。这涉及到不同时代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对传统的评价和对文化的把握，都是不同的，由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所导致。

　　“可法古而绝不泥古；知古而适于时方能创新。”山西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秉承这一创作原则，让《山西印象》呈现出浓郁的山西风情和地域民族风格，大大满足并勾连起观众对山西这片土地灿烂而繁花似锦的想象。同时，对山西民族文化中“走西口”的历史精神，晋地先贤们的历史故事，以及“相思”“乡愁”“黄河”“生存”“死亡”等各种意象的内涵，进行了非常艺术性的表现和现代性的拓展，以一个新的山西形象，让观众产生似曾相识、又与以往并不完全相同的陌生感、惊喜感。听罢此曲，每一个观众心中都已铭刻属于自己的“山西印象”。

　　令有些专家纠结的是，这部作品应该叫“民族交响乐”还是“民族管弦乐组曲”？每部分应称“乐章”还是“段”？这也反映了对于中西结合创作手法的一种犹疑态度。无论从机构产生、乐团编制还是乐曲创作来看，中国民族管弦乐团都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民族音乐走向系统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演奏形式，它对西方交响乐团的学习借鉴不言而喻。面对越来越多成功的中西结合的民族音乐作品，一些专家担心，在借鉴西方、中西结合的过程中，作曲家们过于西化而偏离、背弃了民族传统。因而他们总是强调，民族管弦乐应该尽量体现出中国民族艺术的一些特点，用中国技法体现中国韵味，塑造中国风格、中国意境。

　　然而使用何种技法、怎么平衡创作元素，在具体的作品中仍需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来决定。“黄河滔滔东流向，悲歌曲曲慨当慷。岁岁天涯守望，声声荡气回肠。”《山西印象》令人泪流满面的魂归故里之思，是一种超越地域、跨越国界的情感表达。它渗透着年轻一代作曲家在这个时代中的自身经历和独特感悟，又体现着他们对民族的、传统的和世界的文化的认知和把握，是将传统文化、中西技法、当代审美融会贯通的实验之作。而在作曲家王丹红后来的作品中，她将这种融合处理得更加炉火纯青。

　　艺术无国界，越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山西印象》的表现力与震撼力，传递出了民族音乐、传统文化、中国精神应有的那份从容与自信。它的成功，源于艺术本身的不可重复性，即个性与独特性。在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创新的的路子不止一条，创作者必须对自我与传统之关系进行深入审视和深刻追问，才能形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个性。坚持则有万水千山。扎根传统，作曲家们还有更多精深的功课要做。

　　在谈到《西北组曲》与民族乐团的未来时，音乐家谭盾认为，在新的现实、新的形势下，民族乐团已形成新的传统，关于“民族音乐交响化”的争论已经没有意义；应该放弃对形式如何的纠缠，更多地关注作曲家在创作中的个性化选择。对于创新和借鉴西方的问题，整个民乐大环境，不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对待。

　　在文化的全球浪潮中，“以西为用、以东为本”或“以东为用、以西为本”都是落后的观点。科技发展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加以联通，中西方的美学壁垒早已不攻自破。中国作曲家在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挣脱条条框框的自我约束，将国际的音乐引进来，体现传统和现代的中国。以无国界的音色，做出有传统的新音乐，这是更高境界的创新和输出。

　　因此，谭盾总结，他的《西北组曲》不是把民族管弦乐交响化了，而是把交响乐民族化了。民族管弦乐团必须存在、也必然存在，它在未来的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中，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前提是，它必须朝着非常个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移植西方浪漫主义交响乐的“交响化”。新一代的作曲家们，应以更多个性化的实践，创作出更多民族音乐的佳作，巩固民族管弦乐团的新传统。不妨以此，作为新时代继承与创新问题的一种解答。（宋沅君）

[责编：刘冰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