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话剧形式向戏曲深情致敬

　　——在话剧《成兆才》二改研讨会上的发言

　　杨晓华（中国文化报周刊中心主任）：

　　话剧《成兆才》，是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里最震动我的一部戏。这是一部精良之作，是以话剧形式向中华戏曲的深情致敬。倘若再经过进一步完善，有望成为话剧民族化领域一座标志性的、丰碑式的作品。

　　第一，这部戏是话剧和戏曲融合的“剧中戏”模式。话剧使用传统戏曲元素，通常是在故事、情节、场景、台词等这些层面，我称之为“戏中戏”。而话剧《成兆才》的融合应用，我称之为“剧中戏”，它是在艺术型态、舞台形象，在骨血、神韵，甚至本体性意义上运用戏曲。田汉先生，一生写了63部话剧、23部戏曲，其中最有代表性、最为人称颂的话剧《关汉卿》，便是以话剧形式向戏曲致敬。他以向戏曲借鉴为中心，强调话剧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认为戏曲和话剧“可以结成很好的同盟军”。在他看来，关汉卿“不仅是个现实主义戏剧家，也是个伟大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家”。我想，对话剧《成兆才》的编剧孙德民、导演王延松而言，成兆才何尝不是如此？

　　第二，是话剧《成兆才》的“慢”风格。戏曲作为一种古典的艺术样式，在21世纪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时代，如何发展？以何种意义存在？这是个讲究快节奏、高效率的时代，戏曲那么慢条斯理；这是个讲究思想自由、个性自由的时代，戏曲充满教化的冲动，充满节制人、限制人的节义观念。但是，我们在倡导或宣称多元的时候，是不是少了很多精深？我们在强调快速的时候，是不是少了很多优雅？我们在高呼自由、个性的时候，是不是少了很多信念？面对这些现代病症，艺术家一是通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揭露、批判、解构、摧毁和反叛，二是回归古典世界，重新追求和谐、从容与宁静。

　　话剧对我们的民族而言，向来是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新锐的艺术形式，最讲思想性，最讲批判力度。但在话剧《成兆才》里，我们的艺术家放下了批判的锋芒，放下了对现实的挤压和逼迫感，而是静静地坐下来，仔细品味和陶醉在古典世界里。这样一种动机、心态和胸怀，使得该剧浸透着浓郁的“慢”风格。慢，已是这部戏的基本气质。他们不讨好观众，不适应观众，而是和观众一起创造，耐心地创造慢。他们不仅通过故事情节，而是通过人的表情、心理，通过命运的开合，通过充满道德张力、思想逻辑的细节变动，来打动人。在慢中，让人的灵魂撕裂；在慢中，让人的灵魂重新缝合。如果非要用思想潮流来描述他们，这是一种积极的现代性，一种建构性的后现代性。

　　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有句话，“美学不再如流俗用法那样，仅指对感觉现象的知识学之学科研究，而是感觉现象的结构本身”。美学要在感觉的整体结构中，来研究现实。这种慢的气质，是话剧《成兆才》在美学整体上，观照现实、挖掘心灵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当代舞台艺术工匠精神的有力见证。

　　第三，成兆才不仅是个戏曲工匠，也是一位文化英雄。

　　过去我们总觉得，文学才是最伟大的艺术样式，因为文学历史之悠久、积淀之深厚、思想之深刻。而戏剧作为集体制作的艺术，受到现实的各种损害、制约和干扰，呈现出来的很难达到完整的真实。但是戏剧和文学是完全可以对等的，是同样伟大的艺术样式，是每一代人都不可或缺的一种艺术生活。刚去世的朱旭先生，曾说过一句话，我记忆犹新：没有一种艺术可以像舞台艺术这样，让我站在舞台上和所有观众一起呼吸、一起感受。的确，没有一种艺术能像戏剧这样，是活着的人展示活着的人，现实的人展示现实的生活。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戏剧艺术家要克服多少美学陷阱，超越多少现实的困厄，来创造活生生的、呼吸着的艺术生活？戏剧艺术对人的渗透、浸染，和人的灵魂共舞，在艺术生活中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戏曲是中华美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高度发达和灿烂成熟的象征。戏曲发展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其实就是文化英雄。

　　话剧《成兆才》取得的艺术成就，值得肯定。接下来，该剧将进入“二改”阶段。如果说要提点建议的话，大致有两点：一是第九场中，丁香临走时的台词、语调略显违和，希望从当时的情境出发仔细琢磨；二是舞美换戏箱时，堆放的声音希望加以控制，以免影响舞台的听觉美感。

　　（光明网记者李姝昱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