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史人物的当代表达

探索历史人物的当代表达

——在话剧《甲午祭》“二改”研讨会上的发言

　　罗怀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甲午祭》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山西省近几年来舞台艺术方面综合水平较高的一部作品，也是近年话剧创作中较优秀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演出价值，还有实验价值。在文本上，对历史题材的当代表达进行了探索，对历史题材进行新的发掘、新的理解和新的表达，这便超出了一般创作一个剧目的价值和意义。伴随着文学内涵的探索和实验，同时展开的还有舞台呈现的探索，即话剧对历史题材寻求当代表达，追求民族审美，将话剧民族化，让《甲午祭》这部作品具有民族韵味。因此，这部作品在这两方面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归根结底是对历史题材当代表达探索的成功。

　　《甲午祭》很新颖，很难将其归类，它的情感是现实主义表达，但是运用了很多民族化、虚拟化的处理，这样的处理不仅给叙事结构带来了自由度，扩充了容量，也容易产生审美上的认同感、亲近感。

　　前面几位专家的发言越来越聚焦到这部作品实质性、核心性的内容，对我也很有启发，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本剧当代表达的核心便是对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当代表达。作者想打破以往的界定，打破以往对历史人物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简单评价，因为以往把一个人物符号化、脸谱化、概念化，便忽略了这个具体人物的生存环境、活动背景、文化背景等等。在《甲午祭》中，李鸿章这个人物的形象不是那种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历史转折点上的孤臣——这样的孤臣类似于屈原、商鞅、文天祥等，这样的孤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士可杀不可辱、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李鸿章肯定没有这样的高度，他不能跟屈原、史可法、文天祥这些人相提并论，但他也能忍辱负重，尽可能为清帝王“擦屁股”，帮他做一些补救。他不是孤臣也不是贤相，但同时他也不是汉奸，他是那历史的缝隙中有意无意识地来承担责任的人。在他的身上，有人格中的卑微——给帝王做鹰犬的卑微，把个人的一己私利和生死名誉看得很重；在他的身上，有着不能跟现代知识分子比拟的愚昧。

　　因此，我觉得对李鸿章这样的人物塑造仍然是“在路上”，这个人物还有发掘的可能，他不一定可以归类到某一类人，他既不是贤相，不是孤臣，也不是汉奸，或许可以称之为第四种人，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奸即忠，这种人是一个类型人，不是唯一的一个人，自古以来即有之，我觉得研究他们是很有价值的。

　　第二方面，话剧民族化。以前我们一说民族化，如歌剧民族化、音乐剧民族化，便是讲戏曲化，甚至是京剧化，其实民族化要比戏曲化丰富得多。民族化从本质上是一种民族表达和民族审美，从形式上来说，是一种东方的美学精神，比如写意、空灵、虚拟等，为了表达更多的内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视觉、听觉，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这其实与西方现代艺术相通，与现代审美的印象派更接近，所以我觉得《甲午祭》在这一方面需要完善。观看现场演出后，觉得略感凌乱，符号太多，戏曲的写意化，如龙套，把现场感打破了。场上很多中国文化的符号，虽然很丰富，但缺乏整合性，比如服饰，写实的服饰带有一种夸张感，但色彩过于斑驳，一些端庄的服饰会显得有些花哨，希望从内涵上进行丰富，不要从一种简单化过渡到另一种简单化。

　　再一个便是民族化审美的呈现还需要取舍，因为民族化审美的核心是以少见多，即简约化、单纯、空灵，堆砌则会显得凌乱。因此对这部作品的建议，我简单归纳为：内涵需进一步向深处发掘，舞台呈现尽可能运用减法，使之更加简化、简练。

　　这样的作品在今后广泛的传播过程中，会不断地激起话题，收获智慧，这样的智慧不仅仅反馈给这部作品，还反馈给历史题材的创作和话剧舞台的演出，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继续对这部作品报以期待。（光明网记者崔益明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