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文化遗产系主任，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宁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对外贸易史。15世纪到18世纪，甚至构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贸易，而陶瓷正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陶瓷，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货物和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商品，一度受到世界各国青睐，成为各国竞相追逐和崇尚的目标。就这样，陶瓷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成为中国形象的符号代表。“CHINA”小写指瓷器，大写指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书影

　　关于陶瓷的古籍善本，是中国陶瓷生产历史和制作技艺的理论总结，千百年来曾被译成多种外文。例如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于1856年将《景德镇陶录》节译成法文，第一次直接将中国陶瓷古籍引介到欧洲。随后，儒莲又将《陶说》节译成了法文。20世纪后，中国陶瓷古籍的外译本逐渐增多。英国人卜士礼（S.Bushell）于1910年将《陶说》全译成了英文，塞义（Geoffrey.R.Sayer）于20世纪50年代将《景德镇陶录》《陶雅》全译成了英文，等等。而在东亚，中国陶瓷古籍更是流传至各国。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有学者将《陶说》《景德镇陶录》全译成日文，后来《陶雅》《饮流斋说瓷》等也相继被全译成日文。外译本的出现，不仅扩大了中国陶瓷古籍的传播范围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而且也为当时世界陶瓷的生产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针对中国陶瓷古籍的翻译，不仅是对内容的语言转译，还附带了大量的注释、评注、长篇序言、后记等，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融合，实现了“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从效果论来看，这些外文本中国陶瓷古籍，通过将翻译与严谨的文化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了“文化翻译”甚或“学术翻译”。这些外文本，使国外陶瓷制造者得以将中国陶瓷古籍中的文本内容直接与生产实践进行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国外陶瓷业的生产制造水平。

　　以中国陶瓷古籍的最早译本“《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为例，儒莲在译本中增补了译者导言、萨尔威达序言、扉页注解、术语表、关键词、文本注释、评注、后记、日本陶瓷情况译文，以及中国陶瓷产区图、中国陶瓷制作工艺图等。这大大拓展了《景德镇陶录》原本文字的内容，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减少了对译本内容的误读，弥补了异域文化可能带来的理解偏差。更重要的是，这些丰富的“副文本”，可使国外陶瓷制作者直接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实践检验，以验证其记载的正误，达到提高陶瓷制作质量的目的。例如，关于釉上彩瓷烧造的“明炉”“暗炉”等翻译文本，就使国外读者了解到中国绚丽多姿的釉上彩瓷的烧造工艺和方法，为国外彩瓷的烧制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和启示。

　　中国陶瓷古籍的不断外译以及在国外的广泛传播，不仅大大拓展了传播范围，还提高了中国陶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促进中外陶瓷技艺及文化艺术广泛交流的同时，推动了世界陶瓷业的发展，为世界文明互鉴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代网络环境下，陶瓷古籍及其外译本不仅可以更为便捷地系统汇集，再通过点校、注释、翻译、影印等多种整理方式重新刊印再版；还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进行数字化保存，构建具有文本检索功能的中国陶瓷古籍全文数据库，使之更易被读者获取。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陶瓷因交流而多样、互鉴，关于陶瓷的古籍善本也因交流而得到发展。（陈宁）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对世界陶瓷业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BG140）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