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原教授 雷军
伦理叙事，不应以传奇演绎代替世情面孔的多变。伦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珍藏在世俗之中、市井之内，带着烟火味儿，熠熠生辉。直面书写伦理要建立一种代入感，激活观众对伦理的发现和认同，使每个人感受到正义在心，我正执行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视剧《破冰行动》一度引起热捧，但退潮也快，豆瓣评分从8.6跌到6.9。在悬疑剧、古装剧以步步惊心的情节霸屏时，《破冰行动》之类的涉案剧如何感染观众，激发观众的伦理情感，引导观众自觉遵守公共道德秩序？
《破冰行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冰毒——黑色利益为线索，衍生出不同人的伦理意识和操守。联想到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可以说，我们与恶并不遥远。恶与善一直同在，“人心是神和兽的战场”。如果涉案剧仅以法纪、权力等刚性叙事完成罪恶审判，而缺乏对个体精神的柔性剖析，是难以从心灵上实现伦理拯救的。涉案剧，同样要用文学性的审美视野开启伦理德性的叙事。换言之，打黑除恶也要从心灵的改造开始。
伦理与叙事的和谐共生，一直是涉案剧创作的梗。此类剧创作的起点，往往是拟定一个主题，让英雄人物去完成书写。这样，容易造成伦理理念与文学叙事的生硬对接。一方面，英雄人物带着拟定的使命，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图，去完成个人的成长。《破冰行动》中，李飞的人设痕迹过重，孤儿身世造就了无畏，准官二代身份成就了任性，似乎成为天生的孤胆英雄。赵嘉良的出现，填补了李飞生活的档案。但赵嘉良很快被杀害，李飞的精神世界又恢复了纯净。英雄人物生活背景的蒸馏式除杂写作，是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疏远，也是对人物秉持伦理经验之复杂性、世俗性的回避。在日常生活形态支撑下，英雄除了表现伦理概念的阳面，还应该有伦理经验积累的阴面。而伦理经验积累，恰恰是对生活的认知过程。在生活的泥沼里还原英雄的平凡相，叙事才不会走上理念虚构和肤浅的复仇之路。
另一方面，叙事着眼于国家权力、人民正义立场，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层面判定价值与对错，有意减少日常生活对意识形态价值的干扰，使得叙事视角难以下沉到普通人伦理德性的思考。这种带着滤光镜的叙事，大大降低了真实生活中伦理脱困的难度系数，也削弱了叙事的张力及镜像深度。当国家伦理价值与个人生活伦理息息相关，个人伦理的拼接才能完成主流伦理的叙事。作品的厚度，也往往来源于现实的困顿、个人的挣扎和理想的获取。在公共伦理与个人利益的交集上，作品要充分展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情感体验的位移，以及生活对伦理的渗透、侵入和干预。生活困境和选择，催生了多样化伦理观。每个人在伦理层面折射的建设性和私利性，是叙事的立足点。叙事要善于创造伦理镜像，而不是传达伦理话语。
具备直面书写的观念和能力，才能创造现代伦理经验。贴近日常生活，写出生活气息和人在琐碎与平淡中的生相，写出欲望消费与理想生产的困惑，作品才能更具质感。在《破冰行动》中，禁毒大队队长蔡永强既有职业的忠诚，更有对生活的真实隐忍。脱离了英雄的光环，更让人感觉到叙事的脚踏实地。缉毒警的价值，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尘埃和阴暗中保持伦理的光热，携带天生弱性依然坚挺。再如，《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就在于书写卑微和无力个体在生活中的苦苦挣扎，在法、情、命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伦理样子。伦理叙事，不应以传奇演绎代替世情面孔的多变。伦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珍藏在世俗之中、市井之内，带着烟火味儿，熠熠生辉。直面书写伦理要建立一种代入感，激活观众对伦理的发现和认同，使每个人感受到正义在心，我正执行。如果书写生活的资源供养不足，只是人为设计成长路线图，即使在屏幕中能够赢得泪点，关闭屏幕的瞬间也会冷却。或者说，只能作为一个故事风吹云散，不能形塑精神扎根现实。
书写纯粹的正义固然令人血脉偾张，但在浑浊、不安定的现实中，更需要以合理的叙事去扩充人们的认知，激活附着在每个人身上的碎片化、个人化的伦理活性因子，填充法纪制度背后的精神迷茫。伦理激活的支点，依然是现实生活而非正邪交战的江湖。《湄公河大案》远离日常生活，构建了属于超级英雄的修罗场。但更多的涉案剧发生在现实空间，伦理拯救手段应该更具现实性。
在《破冰行动》中，为何塔寨气焰嚣张地集体制毒贩毒？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道德话题。法纪审判退场后，要面对伦理四分五裂的洼地。冰毒是一场欲望的浪潮，退去后就知道谁没有穿衣服，谁没有怀揣伦理泅渡到正义彼岸。公职人员、教师、学生纷纷倒下时，正义的本心已迷失。直面这个丧失伦理的群落，拯救灵魂的武器又在哪里？剧中，林水伯引导伍仔回归学校，是救赎的路径。但面对黑色诱惑，现代人又如何坚守伦理的底线不踏空？在法与罪对决之外更需要的是，每个人直面生活的道德审思和自我审判的勇气。现实中，西西弗斯寓言正不断上演，平庸的生活时时湮没着每个人，而不甘堕落的人，总散发着伦理的理性思考和情感温度。传导伦理能量，提升每个人的伦理热度，完成伦理的集体拉动。伦理叙事创造的理想就在于此。
沿着“追求现实感，关注普通人，传播正能量”的创作思路，尊重个体的蓬勃欲望与底线伦理的现实矛盾，以及挣脱困局的努力和愿望，采取有意味的形式，搭建个人叙事与主流叙事的道德桥梁。消费时代的写作，不应只追求情感愉悦的故事，还要以深刻的沉重思考，去撬动生活的平庸和麻木，而非仅在英雄身上寻找大众失落的伦理。（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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