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 郝瀚
《一个勺子》是著名演员陈建斌“跨界”的试水之作，他以胡学文小说《奔跑的月光》为蓝本，自编自导自演了这部极富作者气质的喜剧片。抛开演员陈建斌与蒋勤勤银幕“夫妻档”、主演王学兵银幕外的丑闻、以及取景地甘肃永泰的陌生化风光等种种话题不谈，片中蔓延着的黑色与荒诞是当下中国电影中难得一见的体验。导演通过人物塑造、符号与意象设置等手段营造出浓厚的荒诞与黑色幽默的氛围，同时也为小成本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路径。
《一个勺子》海报
荒诞性体验：从勺子到疯癫者
影片叙述了西北某地一位淳朴的农民拉条子为救助一个流落街头的弱智“勺子”而陷入骗局，最终使自己变成“勺子”的荒诞故事，故事透视出现代生活冲击下中国农村裂变的伦理与价值观念，以及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主题。影片主人公拉条子在诸多权力话语的规训下，从一个狡黠可爱的善良农民，逐步与所救助的“勺子”融为一体，走向困惑与虚无。
开头字幕中便交代“勺子”的含义，即西北方言里“傻子”或“智障”。勺子的举动以觅食本能为基本动机，毫无主观意志；几乎无一句台词，意味着丧失了话语权；即便是所谓的听话，如配合拉条子铡草等，也是无意识之举。从中不难看出其与东西方文艺史上所塑造的一系列经典“疯癫者”形象的契合，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阿来的《尘埃落定》、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
《一个勺子》剧照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称：“疯癫者不再是一个宇宙的形象，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拉条子在拯救勺子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勺子/疯癫者，显示出人在各种权力话语作用下，一步步走向自我边缘化和疯癫的过程。
在影片中，作为基层权力的象征，无论是身着制服的杨警官，还是啃着牛大骨、满嘴官腔的村长，都有区别于拉条子身份的符码，他们难以理解甚至曲解拉条子的意思，是拉条子一步步走向疯癫的重要推力。除此之外，拉条子在拯救勺子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挫折，几乎遇到所有人的质疑，其自我认同的危机不断加剧：街边卖干果小铺女人的嘲讽、李大头的嘲笑、以及杨警官、村长等人的“劝说”，甚至一直支持他的老婆金枝子也在骗子接二连三的骚扰下爆发。
影片的结尾处，拉条子带上勺子遗留下的红色遮阳帽，与此同时，影片贯穿始终的全知视角终于切换至拉条子的主观视角。此时拉条子也享受到与勺子相同的境遇，接受一群小孩子羞辱与嘲笑。这预示着拉条子与勺子身份间的终极置换，不知所踪的勺子被拉条子所替代，成为又一个“疯癫者”。
黑色幽默：滑稽与悲剧
黑色幽默源于文学批评术语，诞生于1956年弗里德曼编辑的《黑色幽默》一书。从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黑色幽默逐渐传入中国，并显现到电影艺术中，如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理论家们对于其定义也莫衷一是，如奥尔德曼认为其是“把痛苦与欢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这种风格旨在展示人性的荒唐以及价值的颠覆，展示人性的损害与异化，相对于单纯的悲剧或喜剧，具有更强的批判意味。
《一个勺子》剧照
黑色幽默在滑稽背后往往隐藏着痛苦和不幸。影片中拉条子一直处于对未知的恐惧和人性善的纠结中，各种笑料也因此构建，并逐步将这种黑色幽默推至极致。影片交织叙述两条故事线索：一条是拉条子不断向李大头讨钱，想帮儿子减刑，一条则是捡勺子、送勺子和找勺子的过程。在拉条子讨钱的镜头中，大量的双人中近景镜头营造出咄咄逼人的压迫感，拉条子和李大头在快速、重复的正反打镜头中急促地、千篇一律的对话，营造出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荒诞感。
屡次讨钱失败的拉条子重复着毫无意义的举动，逐渐消解行动的意义，也摧毁了拉条子的信仰与价值观念。影片最后，不胜其烦的李大头竟一反赖账的常态，连打带踢地将五万块钱塞给拉条子。原本只想讨钱的拉条子在第二条线索中逐渐异变，转而追问有关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问题，却不再关心得到了此前苦苦追求的五万块，由此，拉条子的信念与价值体系全面崩塌，他选择带上象征勺子的红帽子，以一种荒诞的态度面对更荒诞的世界。这种令人捧腹的幽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与之相关的是人的异化。
《一个勺子》作为陈建斌“演而优则导”的处女作，虽具初学者的朴拙，但在当今商业电影横行市场的大环境下，仍有着一定的作者诉求。本片以精巧的构思、独特的荒诞风格，讨喜的黑色幽默以及低廉的成本为国产中小成本艺术片的探索打开另外一种生存与发展的途径，对当下愈加丰富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不失为提供一种借鉴与参考的可能。（郝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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