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　郝瀚

　　不同于中国电影第四代的本体觉醒和第五代的影像革新，第三代“红色导演”扛鼎的“十七年电影”往往给人以工具性过强的刻板印象。但几乎三个时代的导演都贡献出了《小城之春》式的电影，如同“一颗蒙尘的钻石”，闪耀过漆黑的夜空。李俊是从延安走出来的“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他在1963年拍摄的《农奴》虽然未跳脱出历史的禁锢，但其对于影像本体的高度自觉可以说超越时代，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堪称又一颗“蒙尘的钻石”。

《农奴》海报

　　十七年电影中，尤其以革命历史题材为甚，大多贯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确立的“新中国文艺”标准叙事范式，即一种典型的“白毛女式”叙事：具有抗争性但又思想落后的工人、农民、士兵在党的询唤下成为被拯救的对象，随后自觉走向革命正途。《农奴》正是遵循这一叙事模式的产物。影片主线叙事建立在强巴一家、兰尕等为代表的底层农奴们与以朗杰、土登为代表的上层农奴主、僧侣的阶级性二元对立之上。在解放军的感召下，强巴在进步中成熟并走向革命正途，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白毛女》中“新社会将鬼变成人，旧社会将人变成鬼”的叙事母题在此又得到升格叙写：“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新强巴，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新西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强巴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一个因仇恨而拒绝说话的“失语者”形象，少年时父亲被奴隶主迫害致死，还被征收侮辱性质的“收尸税”，抗争的种子就此埋藏在强巴心底。但这种反抗一如其身份一样，是无效的、无声的抗争，直到解放军的拯救才使得强巴的抗争走向正途，逐渐变成有效的、带有话语权的抗争。语言的失落与重获成为权力崩塌与建构的象征，是支撑强巴革命行动的动力。影片最后，强巴在病榻中醒来，面对作为“拯救者”的工厂党员兰尕，几乎声嘶力竭的呼喊出第一句话——“毛主席！”，这代表了以强巴为代表的西藏底层、奴隶阶级的话语权建立。

《农奴》剧照

　　影片通过平行蒙太奇的方法叙述了另一个“盗火者”——女性角色兰尕的命运。兰尕与强巴同命相怜，不但映衬强巴的成长之路，还是强巴苦难命运的见证者，两人的情感建立在对于旧秩序的共同仇恨之上。兰尕作为强巴的映衬者，在影片前半部分突出其反叛者形象，并集中体现于“少年强巴偷吃白度母贡品”这一叙事段落：白度母之地位相当于汉传佛教中的观世菩萨，少年强巴因饥饿难耐偷吃供在白度母前的供果。此时兰尕的旁白响起：“替我拜拜白度母，她的样子那么好看，心眼儿也一定很好……”然而强巴却随即被铁棒喇嘛抓住，遭到活佛的毒打。导演反复利用白度母视角的俯视镜头与强巴的仰视视角进行视线缝合，产生一种众生受难，佛祖无言的延宕感，宗教信仰的缺席使此刻的强巴精神崩塌，从而顺理成章的成为革命者。

《农奴》剧照

　　而在影片的后半段，兰尕却由妥协的形象转变为启蒙者的形象，并且先于强巴由“被拯救者”成长为“拯救者”。兰尕的转变体现在这段包含西藏式神秘主义和意识形态性的对白中：“东方出现了个顶红顶红的太阳，太阳里站了个顶高顶高的菩萨，他什么都看得见。他看见这世界上……这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有人在受最深最深的苦。菩萨的手一指，菩萨兵就越过了千山万水……来解救人们的大苦大难，每个菩萨兵的头上都顶着一颗五个角的红星星……”至此，兰尕的属性逐渐转变，成长为《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式的女革命家形象，又如《五朵金花》中养牛、捕鱼、采矿的社会主义新妇女“金花们”一样，承载以往男性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启蒙作用。总体而言，从人物塑造来看，《农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十七年式”嫉恶如仇、激情四射、苦大仇深般的主人公，片中的强巴、兰尕一如藏地的大川大河，沉重无言，孕情于心而更耐人寻味。

《农奴》剧照

　　此外，《农奴》中极度风格化视听语言堪称“十七年电影”中最大的“异类”。从影像造型来看，片中的强巴、兰尕本就是藏人，具有刀劈斧削、棱角分明的五官，两位主要人物又多以特写或占有大画幅的近景出现，面庞充斥整个屏幕，辅之以极具表现主义风格的高光，使人物产生古希腊雕塑式的沉重肃穆感，映衬了整个影片缓慢凝重的节奏，也带领观者逼近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故事讲述上，影片采用真正的电影化叙事，尽可能跳脱出因二元对立式叙事而陷入传统中国电影“影戏感”的禁锢中。影片几次转场极富创意与诗意，对于电影切割时空的独特魅力把握得精妙无比。例如开篇奴隶主虐杀强巴之父后，强迫强巴之母上缴“收尸税”，奴隶主将皮鞭扔在地上，镜头给予特写，此时一片阴影撒过，镜头上拉，景别扩大，已由奴隶主家华贵的庄园转到强巴家昏暗肮脏的草棚。

　　再有便是对于苏联蒙太奇学派的本土化，影片几次运用隐喻蒙太奇迎合主题。例如利用特技摄影表现老农奴坐在巨大的佛掌中塑金身，隐喻宗教统治下任何奴隶都难以跳脱被控制的命运。影片中还出现过几次极端构图，即极大景别中占极大画幅的天地与渺小的人，令人不难想起那部第五代影像美学的扛鼎之作《黄土地》。总而言之，《农奴》在视听上的超前，在电影化叙事与中国民族化的结合上，恐怕也只有《小城之春》能够企及。（郝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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