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萌、裴梦珂

　　荷兰心理学家伊基·弗洛伊德认为，她的叔祖、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存在明显不足。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引入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提出男孩容易产生“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而女孩则容易产生“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然而，这一理论始终以男性经验为中心，忽视了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伊基·弗洛伊德在研究母女关系的复杂性时指出，对女孩而言，“倘若要溯源亲密关系的第一个客体，仍然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她的观点旨在强调母亲对女孩的深远影响，并将“厄勒克特拉情结”的视角转移到母女关系的研究上。她认为，作为同被男性秩序排除在外的群体，母女关系往往通过依赖彼此来确认自我的存在，这种依赖很容易形成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

　　母女关系的困境

　　邵艺辉执导的电影《好东西》深刻呈现了这种复杂的母女关系。电影通过小叶的故事，揭示了母爱缺失者在追求亲密关系时可能陷入的病态。正如伊基·弗洛伊德所言：“对于女性而言，和母亲的内在联结既可以是力量的源泉，也可能是混乱的根源。”小叶的童年严重缺乏母亲的关怀，在她的记忆中，妈妈从未夸过她，只有嫌弃和打压，诸如指责她“我把你养这么大，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要是再敢这么看我，小心我抽你”。母亲一方面将女儿视为“小号的我”，逼迫其认同自己；另一方面，语言的暴力无形中摧毁了小叶的信心和自我感，使他极度渴望爱、温暖与和谐的关系。于是，小叶将对母亲的共生幻想转移到了异性身上，并将自己的快乐寄托于异性关系。所以在亲密关系中，她总是降低姿态讨好恋人，面对渣男时，甚至不惜自毁形象来挽留虚无缥缈的情感。面对房东，她也是一再退让。

　　雅克·拉康认为，“自我对他人形象的想象性认同，在引入一种爱的结构的同时，也引入一种敌对结构；一旦那爱的结构出现裂隙，爱的能量便会转化为攻击性力量”。小叶与妈妈之间恰恰存在这样以“爱”为名的敌对结构。母亲实施的情感暴力，不仅压抑了女儿的自我表达，也扭曲了母女之间的情感联结，导致小叶始终在追问：“她/他到底爱不爱我”。

　　《好东西》以现实主义笔触直面母女关系问题，用温情抚慰亲密关系受害者，揭开了不健康母女关系的遮羞布。同时，影片通过王铁梅和王茉莉这对母女为范本，重建了一种超越共生意味的新型母女关系。

　　母女关系的重建

　　影片中，王铁梅和王茉莉这对“反传统”的母女关系成为话题的焦点。其“反传统”之处在于，她们的关系已然超越了传统“母慈女孝”的刻板模式，展现出一种“拒绝捆绑，相互独立”的状态。这种关系不是现代性视域下彼此疏离的原子化个体关系，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和谐关系。它超越了共生幻想的依赖性。

　　在刻板印象里，单亲妈妈带着九岁女儿独立生活总会格外艰辛：母亲既要独自承担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力，还要弥补父亲缺失对孩子的影响。在这种情境下，母女很容易陷入一体化的共生幻想。伊基·弗洛伊德指出，“共生幻想是一个二分体，一对互相交织、彼此沉溺的二人组，其中内疚感往往多于爱，情感需求从未被真正满足”，“这种准亲密关系会排斥其他独立个体的存在”。在母女关系中，共生幻想常常导致一方过度依赖于另外一方而丧失自主生活的能力：母亲通过孩子无法离开自己来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以此作为自己失去婚姻的补偿；孩子通过表现或故作无能依赖的姿态，维系着这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濒临崩溃的联盟。

　　然而，王铁梅和王茉莉打破了这种共生幻想。尽管母女之间也有争吵和冲突，但她们更多时候能够平等协商，并拥有各自独立且富足的精神世界。影片中，九岁的王茉莉可以在公共场合（包括男性面前）大方谈论对“月经羞耻”的看法，敢于反驳父亲的自以为是和情感绑架，也能坦然说出“妈妈喜欢谁是她的自由，又不影响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王铁梅的独立意识和自强思想对女儿的正面影响。她教导女儿要学会拒绝、自己做决定，并通过自身的行动向女儿传递重要信念：女性/小孩可以独立自主地生活，不必依附于任何人，也不必被社会规定的角色所定义。

　　不完美者的成长

　　父权制将母亲的角色固化为“牺牲者”或“奉献者”，同时也将母亲推向“控制者”的异化境地。典型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母亲，她干预、操控儿子的婚姻（所谓“逼迫有阿母”），将贤妻刘兰芝驱赶回家，最终酿成兰芝“举身赴清池”、仲卿“自挂东南枝”的悲惨结局。事实上，父权与性别无关，只关乎权力与压迫，焦母本是父权的受害者，但一旦握有权力，又成了施害者。

　　在异化的母女关系中，母亲常通过控制女儿来弥补自身的主体性缺失，这种代际传递加剧了女儿的身份迷失。《好东西》借助王铁梅母女的故事，试图打破共生幻想，重建一种“拒绝捆绑，相互独立”的新型母女关系。值得思考的是，王铁梅并非没有尝试扮演“控制者”的时刻，但她始终保持着反思的能力，反思自身行为、舔舐内心创伤，并在满身伤痕的小叶的提醒和协助下成长。于是，这也是一个关于不完美者相互拯救的故事。但它并非简单的“拯救叙事”——没有谁是救世主或主宰者；它更是一个“成长叙事”——成年人又何尝不需要成长呢？成长离不开反思、他人帮助、社会支持的土壤，更需要打破内心铁牢的勇气。

　　只有当母亲摆脱“牺牲者”和“控制者”的角色束缚，重新找回自己的主体性，才能真正解放女儿，帮助彼此建立独立的自我。构建这种新型母女关系，不仅需要母亲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社会打破成见，重新定义母亲角色，为母亲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母亲不应被禁锢于家庭和牺牲的框架中，而应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唯其如此，异化的母女关系才能摆脱父权凝视下的轮回宿命，走向真正的平等与自由。

　　（作者林萌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裴梦珂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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