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一部电影剧本有三个要素：主题、人物和情节。观众在观看一部影片时，首先看到的是人物，然后是情节，最后才是主题。因此，编剧要花费主要笔墨在人物设置上。人物鲜活，真实可信，又有可靠的动机和主动的行为能力，情节就水到渠成，主题也瓜熟蒂落。具体到主旋律影片，其主题基本上都是预设的，创作者难以在主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上做文章，因而需要着重解决好人物与情节的问题，并且首先是人物问题。

　　创作过程中，编剧在设置人物时会将焦点投射在这样三个方面：人物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机？在实现动机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障碍，怎样克服障碍？人物在实现（或未实现）动机之后，自身完成了哪些改变？对于这三个问题，从观众的观影心理来看，有相应的答案：人物动机的来源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生发的，但无论如何，应该是自然真诚的，是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并产生共鸣的；人物克服障碍的方式不能过多依赖巧合或者外界的辅助，而应立足于自身的力量，如信心、智慧、勇气、毅力等；人物在完成一个动机之后，应在思想认识、价值观、与他人的关系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一般是正向的）。符合了这些要求，一部影片才能产生移情效果，才能使人物本身的魅力得到挖掘和彰显，才能让观众产生感触、思考和回味。

　　以此为参照，今年国庆期间上映的三部重量级献礼片的成就与局限，就显得异常清晰。

　　《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故事，串连起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勾勒出新中国充满希望、历经曲折、奋发向上、创造辉煌的光荣征程。七个故事在新中国发展壮大的这幅宏阔画卷中，选择了某一个细节或者横截面，以完成对宏大事件的微观表达。在人物的刻画方面，影片不再着眼于“位高权重”，而是用平视的目光，放大普通人身上的坚忍、纠结、奉献与牺牲，展现个人在独特的历史际遇中的命运与选择。

　　影片中成就最高的章节，反而是以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作为主人公的《北京你好》与《夺冠》。《北京你好》中，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想把一张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券，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儿子，以弥补多年来对儿子的愧疚。可见，人物的设置比较接地气，人物的动机也真诚朴素。当一个汶川来的孩子打破了这个计划之后，张北京一开始是气急败坏，但在得知这个孩子是为了圆父亲的一个梦之后，又主动将入场券送给了他。总体来看，张北京的行为逻辑是可信的，前后的变化也比较明显。更重要的是，对于张北京如何从一个有点圆滑世故的小市民，到一个能够体谅他人困厄的善人的过程，影片进行了多重铺垫，使人物的成长在合理扎实的步骤中顺利完成。

　　《夺冠》则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用极富童心与童趣的方式，表现了人物在个人情感与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的选择。影片渲染了一种和谐亲切的邻里关系，烘托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明朗乐观的时代氛围。同时，将这个弄堂里的小插曲与民族自信心的构建联系起来，将女排精神对于国人的鼓舞彰显出来，甚至将冬冬的人生与女排命运的起伏勾连起来。

　　为了让冬冬放弃个人私心，顾全邻居的福祉，《夺冠》进行了诸多细节的铺垫：邻里之间的和谐友善，使冬冬无法生硬地拒绝邻居；弄堂里只有冬冬家有电视机，冬冬为邻居服务变得当仁不让；作为一个轻巧敏捷的孩子，只有冬冬才能上屋顶；作为电工的儿子，只有冬冬懂技术，这样，架设电视天线的重任就非冬冬莫属。可见，冬冬的行为不是源于外在的道德观念，而是现实处境和个人性格多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这使人物和情节更为可信。

　　可是，当影片放弃了对人物行动逻辑的内部挖掘之后，情节的牵强之处立刻显现：只要追赶几步就能跟上小美，冬冬却犹豫不决。这时，屋顶突然铺展出一面红旗，冬冬瞬间如得到天启般，毅然以集体利益为重。在这个细节中，影片为了呼应主题而强行说教，反而有些虚假。观众并不希望人为地拔高冬冬的思想境界，让他上升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去帮助邻居，而是期待从朴素的人之常情，从人心的触动出发，让冬冬在内心受到感动或者震撼之后，自然地选择集体利益。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

　　对比之下，《白昼流星》在剧情安排上就比较牵强，难以令人信服。影片中，两个劣迹斑斑的流浪少年迷途知返的契机，除了是感动于老李的慈悲与宽容，一种醍醐灌顶的力量居然来自于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返回舱降落在草原上，与草原上关于“白昼流星”的传说联系起来，点化了两位少年。虽然《白昼流星》在影像的把握上极为出色，是最富电影质感的一个故事，但在逻辑上的硬伤较多，影响了观众对人物的情感投入。这也再次证明，如果人物塑造不扎实，人物行为逻辑不可信，哪怕主题再宏大，观众也会因人物和情节的虚假而耿耿于怀，甚至对主题心生疑惑。

　　影片《攀登者》中，中国登山运动员要登上珠穆朗玛峰，动机比较外在，因为来自于国家使命。即使队员们主动把登山行动内化为事关国家荣誉、国家领土完整的壮举，这个动机对于观众来说，依然过于宏大和沉重。因此，在队员们第二次登山时，除了国家召唤之外，影片还对几位重要队员强调了私人动机：方五洲遗憾于第一次登顶未留下影像资料，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悲愤；曲松林痛恨方五洲只顾着救人却没有抢救摄像机，决心一雪前耻；杨光则想借着登顶，抚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正因为有这些私人动机的加入，影片中的人物首先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其次才是一名肩负着国家使命和集体荣誉的战士，进而将登山行动所载负的国家意义与私人意义重合，最大限度地与观众产生共情效应。

　　《攀登者》在场景呈现、特效制作等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其中的遗憾也显而易见。在众人登顶的过程中，影片为人物设置的障碍主要都是外在的天险，而没有人物内心的犹豫、恐惧、动摇，更没有人物之间的难以理解和沟通。即使考虑到作为主旋律的定位，影片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太多矛盾，但在克服障碍的方式上，有一种过于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例如，方五洲在每一次登山时充当的都是救世主的角色，不仅多次力挽狂澜于既倒，面对极端险境时，他的冷静与神勇、无私与无畏，已经接近于神。除此之外，方五洲在培养队员、鼓舞人心、温暖他人方面又做得太少，成了一个空洞的英雄符号。

　　影片在众人完成登顶之后，勾勒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弧光”，如方五洲与徐缨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李国梁变得更成熟、更有担当的过程，但过多地渲染感情戏，对于刻画人物未产生积极作用，反而成了一个败笔。还有曲松林，形象也比较僵硬。在人命关天时一意孤行，固然说明他因心结严重而导致判断出现偏差，但作为一名副总指挥，却是草率而鲁莽的，从现实逻辑来说也严重失真。如果影片能在曲松林指挥登山队的过程中，让他慢慢克服心结，从深陷功利心的偏执中走出，变得更加坦然豁达，这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成长历程，也能给观众更多的感悟。但是，影片可能觉得这条线索与主题有一定距离，就轻易地放弃了，使得内容缺少回味。

　　还有《中国机长》，通过飞行中的一个突发事件，来展现机组人员的冷静、专业、无畏。从而，在一个灾难性的情境中，谱写了一曲人性的赞歌。为了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影片没有局限于机组人员永不言弃的坚持，而是平行表现地面指挥，甚至是空军部门对飞机的关切、救援。令人遗憾的是，影片中的机组人员与地面指挥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导致两条线索之间处于割裂的状态。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地面指挥在徒劳地呼叫，却无法给出科学的指挥，更不要说那条航空爱好者的线索，完全多余。此外，影片想重点刻画的乘客数量众多，但最终观众未能深入了解任何一位乘客。几位空乘人员中，人物的背景信息揭示得不够，人物的性格展示有限，因而存在感不足。

　　虽然影片努力在机长刘长健的个人职责之外，凸显其行为动机中个人情感的因素，如对女儿的牵挂，因一个藏族男孩对他的信任而受到鼓舞，但人物形象总体而言比较空洞，打动人心的地方有限。可以说，除了情节比较单调，缺乏变化和层次之外，主要人物的苍白，使《中国机长》沦为一部平庸的作品。因为，在刘长健完成惊人的壮举时，观众未能更为深刻地见证他身上感人的智慧与勇气（积雨云那段本可以重点渲染，但刘长健的胆识与谋略却由地面指挥人员生硬地说出来）。更重要的是，影片中人物“弧光”的处理比较平淡。副机长徐奕辰虽然有一定的成长，由浮夸变得成熟稳重，但他下了飞机之后，面对空姐又变得油滑了。关于第二机长梁栋的塑造，影片受制于真实事件的原型，也没有想象和加工的空间。但说到底，是创作者没有充分尊重电影编剧的规律。

　　一个故事，观众其实无所谓它是有真实原型或是完全虚构。到了银幕上，观众只认逻辑，包括现实逻辑和情感逻辑。这就可以理解，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只要逻辑是扎实的，人物的动机与选择是合理可信的，人物的转变是自然流畅的，它仍然是“真实的故事”。反之，一个有真实原型的故事，如果忽略了对于逻辑的推敲，观众依然会认为它是虚假的。

　　这一点，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前夜》中，我们已有教训。《前夜》的故事有真实的人物原型，情节也基本照搬史实，但观众依然认为不可信。原因在于，影片为了增加压迫感，在情节中添加了一把“时间锁”，要求故事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完成（此处与史实不符），这在无意中造成了多处逻辑上的硬伤：天安门虽然戒严了，但不可能让负责电动升国旗的部门都无法进入现场，而要在一个模拟场所去发现问题；人物就算在模拟场所未发现问题，如何保证现场不会出差错？影片将情节的重要悬念放在金属阻断球的制作上，看起来惊心动魄，但也疑点重重：这么重要的环节，为何在国庆大典前一夜才想到？即使时间紧迫，难道不是协调相关部门去解决材料问题更高效、可靠吗，而要发动群众当场贡献金属？这说明，这个核心悬念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影响了影片的情绪感染力。对于主旋律影片（包括所有种类的影片）来说，逻辑可信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

　　普通观众可能没有能力去发现一部影片视听语言的艺术匠心，或者没有专业知识去评价演员表演的精妙之处，他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人物行为逻辑是否合理，情节设置是否可信。这两点，对于主旋律影片尤为重要。我们不应机械地用一个宏大的主题来统摄情节，不应用想当然的方式来处理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行为动机，而是必须从“移情”“认同”“共鸣”的角度，从人性与情感的普遍性来理解人物的行为与选择。只有按照电影编剧的规律来设置人物和安排情节，保证逻辑的严密，才能使观众感同身受。也就是说，主旋律影片在完成主题表达过程中，人物有真情实感，情节真实可信，是教育效果得以实现的保障和基本要求。（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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