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所用，归于本土

——小剧场京剧《草芥》《小吏之死》的经典移植及启示

　　作者：邢欣欣

　　小剧场京剧《草芥》《小吏之死》分别改编自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和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戏曲在保留原小说短小精悍、讽刺辛辣、内涵丰富的特点之余，更加重了其幽默诙谐的风格。这种对经典文本的成功移植，将西方艺术的本土化实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草芥》海报

　　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两部戏移植嫁接西方文学，却并无晦涩生硬之感。究其原因，与人类命运的情感共通有关。作为在社会底层努力生存的小人物，彼此之间充满互相理解和同情，在中西方文艺中多有讽刺、挖苦统治阶级，同情或善意调侃小人物的作品。从这一角度出发，人民的情感是共通的，文化上也具有认同感。这为西方小说改编成戏曲并搬演到中国舞台提供了可能。

　　情感共通性和文化认同感为搬演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想要切实贴合中国的文化语境，还需要运用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方式改编移植。正如大多英文单词都能在中文中找到对应词汇一样，艺术中很多内容都是相通的，可以互相转化。因此，移植过程中对人物、场景和情节进行艺术的对应转化，是小剧场京剧《草芥》《小吏之死》成功的另一原因。相对于欧·亨利原著主人公流浪汉的身份，《草芥》中将主人公转化为迂腐不堪又懦弱无能的穷秀才，多了一重文化身份，更具有调侃意味。秀才为读书之人，饱读诗书并没能解决其基本的生活问题，反而连年赶考已花光家中积蓄，导致秀才贫困潦倒。对贾如玉而言，读书一事，不仅经济上无益，思想上也是束缚。贾如玉的言行举止均依照圣贤书而来，饥寒交迫之时，竟然用“老庄”的方式喝西北风果腹，可笑至极。读书万卷却不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饥寒难耐之下，贾如玉听到牢狱中“有鱼有肉”，决定入狱度过寒冬三月。这一动机荒唐可笑却又透露着悲哀与无奈，寒窗苦读为出仕做官，饥寒交迫之时却渴望入狱做贼，走向期望中的对立面才有活下去的可能，这种矛盾增强了剧作的讽刺意味。

《草芥》剧照

　　京剧艺术作为中国的国粹，既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又具有丰富的表现手段，且受众范围广，无疑是最合适的剧种之一。本戏的成功也与京剧行当的恰当运用息息相关。两部小说本身情节的荒唐使人物与穷生、丑行格外契合，原著中的人物形象都在京剧艺术里找到了对应的行当。

　　穷生在表演中多是斯文有余、憨厚可爱的，相较于其他生行，穷生在表演时可以寒酸，可以迂腐，可以滑稽搞笑，更擅长塑造迂腐可笑的形象。例如，《彩楼记·评雪辨踪》中的吕蒙正便是穷生行当，吕蒙正看到雪地上的脚印，怀疑妻子出轨，不便明说，却又想问个明白。他试探性地与妻子对话，妻子却屡屡答非所问。吕蒙正气急败坏又不便明说的一系列表演非常滑稽，用穷生来表现恰到好处。《草芥》中，穷生的行当特点为表达人物心理提供了便利，更有利于表现贾如玉的性格特征，也有利于本戏喜剧精神的表达。

《小吏之死》剧照

　　丑行艺术的恰切运用对移植的成功同样有极大帮助。焦敬阁在《京剧丑行的形态审美》中将“丑态审美”的主要表现归纳为丑态、醉态、傻态、坏态、残缺态等。《草芥》和《小吏之死》的丑角主要依靠丑态、傻态及残缺态来表现人物，达到滑稽搞笑又调侃讽刺的目的。例如，《草芥》中的捕快逛烟花之地，在象征风尘女子的一件女帔前，露出一副痴汉的色相，并且因为贾如玉的找寻而躲躲藏藏、丑态百出。再如，《小吏之死》中，丑角小吏余丹心虽肢体健全，但是其心灵却表现出残缺之态。若非心灵残缺，余丹心又怎会因为一个喷嚏而战战兢兢反复致歉，并且因此吃不香、睡不甜？余丹心渴望升官，所考虑的途径不是励精图治、为民请命，而是讨好上级、谄媚权贵。这种病态心理导致余丹心过分患得患失，使行为举止乖张滑稽。其实，余丹心的荒唐和残缺病态又何尝不是封建官制的残缺态呢？另外，丑行在戏曲艺术中是最擅长插科打诨的，在演出过程中，丑角多次即兴“抓哏”，其所抓之“哏”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例如，在《草芥》中，捕快欲入烟花之地寻欢作乐，但又猛然想起此举不当，随口而出一句：“不符合规定”，将观众从舞台艺术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并心领神会被逗乐。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的情感共通为移植提供了可行性，但是在改编过程中，用京剧艺术的语言去诠释，用京剧艺术的方式去呈现，才真正促进了小剧场京剧《草芥》《小吏之死》移植的成功。这两出小剧场京剧思想有内涵，艺术有高度，给当下京剧发展以启示：戏曲不应仅把目光局限于中国本土，完全可以将目光放宽到全世界的经典作品上，他山之石亦可攻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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