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大桥

　　村里在排老戏，排老戏的人在当下现实中上演自己的村戏，历史更是如影随形的大戏。各种戏相互嵌套和缠绕。《村戏》呈现了中国当代的时间结构，并且用各种类型的记忆和经验填满时间缝隙，让观众获得了饱满的“当代感”

　　影片《村戏》以河北太行山区农村包产到户这一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前情往事为叙事线索，聚焦历史中的人和人的历史。故事发生地太行山区盛行梆子戏，农村逢年过节有演出老戏的习俗。为了迎接县里的检查，王支书让“戏篓子”路老鹤负责排练一出不同于八个样板戏的老戏《打金枝》。路老鹤的女儿小芬成为戏的女主角，但男主角却不是村民认可的小芬的意中人王树满。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路老鹤心中自有盘算。王树满的父亲王奎生，年轻时是民兵队长，因阻止才几岁的女儿偷食集体花生而误使其身亡，内心极度痛苦。后来，为了全村一年的救济粮，王奎生被村民们强迫推举为保护集体财产的英雄模范。他失手打死亲生女儿的行为，也被当众拔高和美化。在村民们排山倒海的欢呼和掌声中，王奎生疯了，成了奎疯子。包产到户即将开始，为了争夺奎疯子看护的优质花生地“九亩半”，以路老鹤为首的村民，想尽办法把奎疯子送入精神病院。

　　《村戏》采用黑白的影像风格，定义了自带时间感的历史叙事。奎疯子、王支书以及路老鹤等人，对于过往历史有着或深或浅、或浓或淡的个体记忆。历史与当代，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线性的时间观念中，当代只不过是时间的自然延续。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本雅明，反对这种进步论历史观，坚持认为“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 。《村戏》用不同的色彩，来标示和强调既不雷同也不空洞的时间。

　　具体来说，故事发生的1980年代，运用黑白灰的影像风格；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和行动，需要重返他们的过去——1970年代才能获得理解，此时的影像风格转换成鲜艳甚至刺眼的红绿色。黑白灰的80年代和红绿记忆中的70年代相互叠合，其中70年代的视觉效果更为强烈。红旗、肩章、五角星的红色，以及绿军装、花生叶的绿色，让人印象深刻。摄影师邵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拍摄影片中20世纪70年代这一部分时，单独提取的色彩饱和度是逐渐加强的，从淡彩到重彩，最后在影片高潮时红和绿色元素达到最高饱和度，同时画面达到影片中最强烈的色彩对比，形成最刺眼的视觉效果。”强烈的视觉效果，把过去带到故事发生的80年代“当下”，一系列红绿意象被“当下”捕捉并经验化为深层的个体记忆。那些未被“当下”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往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永远地消失在时间深处。

　　奎疯子从来就没有到过80年代的“当下”，而是一直活在过去。村民们该种花生就种花生，该榨油就榨油，该唱样板戏就唱样板戏。时代转换，逢年过节要唱老戏，大家就准备梆子戏。当然，奎疯子也有自己的事情做，那就是手持当年获赠的苏联制式冲锋枪，日夜看护几乎成为生命图腾的花生地“九亩半”。村民们谁要敢去偷花生，他就端着冲锋枪疯狂地追赶。不管春夏秋冬，也不问是不是该种花生的季节，奎疯子想的事情始终是种花生和看护花生。而且，他还时不时到村里的油坊去偷待榨油的花生。事实上，与其说是偷不如说是抢，因为他总是趁油坊里的人不注意，冲进去抓了花生就跑。奎疯子的疯癫行为，给全村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

　　王支书则徘徊在黑白灰的当下和红绿的过去，他始终记得，奎疯子为了全村一年的救济公粮，而戴着大红花当众展示内心创伤终至疯癫。他不断地平衡、斡旋奎疯子和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最终迫于压力，把奎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村子从此太平。奎疯子终生看护的集体财产——优质花生地“九亩半”，也即将分到村民手中。路老鹤活在当下，虽然有过去的记忆，但也只是模糊的淡淡的影子。基于现实利益考虑，他不愿意女儿嫁到奎疯子的家庭，因此不断挫伤、阻挠女儿小芬和树满的爱情。在驱逐奎疯子事件中，路老鹤出力最多并最终如愿。70年代不断放大的集体性要求，挤压和扭曲了村民们的个体性情感。但吊诡的是，《村戏》中的人物，70年代的记忆越是浓郁深刻，越能表现出善良的人性。根植于历史的个体记忆及其当下意义，因此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小芬和王支书对于奎疯子的同情，并非源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小芬对奎疯子的同情、怜悯和关爱，完全来自天性，而对当下现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算计，她是带着民间记忆朝向未来的人。小芬在传统戏曲中浸泡长大，地方习俗和传统力量塑造了基本的情感偏好。树满也类似，但因妹妹被父亲奎疯子失手打死的记忆太过强烈，70年代带给他难以治愈的创伤性记忆。心中的厌恶和憎恨，助推他加入了驱逐奎疯子的村民行列。围绕是否驱逐奎疯子，两个年轻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生活在相同的时间里，却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与个体记忆。

　　填满时间皱褶的地方性经验和历史性经验，汇集于故事里的“当下”，一个充满逻辑矛盾和异质时间流的场所。在这里，空间被当成体验领域，没有固定性，也不是一个单独线性时间的发展，而是各种不和谐的故事和路线。奎疯子在“钟馗打鬼”的传统戏曲中获得了心理疗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传统的地方文化记忆和坚硬的主流文化记忆之间相互叠加、对抗与撕扯。沉浸于红绿记忆中的奎疯子确实疯了，当他在地方文化的感知方式里逐渐恢复正常人性时，过去的红绿记忆瞬间击溃了这种可能性。大队部的礼堂，四周墙上贴满了红色年代的各类奖状，地面和桌面上摆满了地方戏曲的诸多道具，这其实就是个充满异质因素的复杂空间。不同类型的历史记忆或个体记忆，在此相互聚合和争夺。被铭记的故事和沉默的故事拥挤在一起，共同塑造着村民们的情感世界和感觉结构。

　　村里在排老戏，排老戏的人在当下现实中上演自己的村戏，历史更是如影随形的大戏。各种戏相互嵌套和缠绕，各种戏的高潮在奎疯子被送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刻戛然而止。置身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现实语境，跟随摄像机镜头和贯穿影片始终的梆子戏配乐，重返故事发生的1980年代，我们意识到“当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汇集地。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认为，当代性“就是一种与时间的关系，通过它的分裂性和不合时宜来粘附于时间。那些恰逢其时的人，那些生逢其时的人，并不算当代人，恰恰是因为他们自身无法看到这个时代，也不能一直凝视它”。没有哪个当下本身是透明的，因为它藏身于晦涩之中，处于难以解读的境地。当下和过往，构成了本雅明所言的“历史的星座”。难得的是，《村戏》呈现了中国当代的时间结构，并且用各种类型的记忆和经验填满时间缝隙，让观众获得了饱满的“当代感”。（王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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