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或者写实，这是一个问题

　　《红楼梦》第三十回，写宝玉隔着花丛看龄官在蔷薇花下的泥土地上一笔一划画蔷字，淋了雨也浑然不觉。这段描写，令人印象深刻。不少红学家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对细致刻画宝玉形象，凸显龄官的情痴特色，起着不小的作用。而王蒙在《红楼启示录》一书中，用“酷似短篇小说的一节文字”作标题拈出来分析，指出给这一节文字，可以起一个标准的短篇小说的题目，比如《雨》，比如《花下》，比如《青春》。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第十四集相关剧照

　　不过，红学家们在分析这段描写时，对其中有一个字的使用情况产生了争议。

　　小说写龄官是用簪子在泥土地上画蔷字的，宝玉通过笔画算出这一蔷字后，见她画完一个再画一个，连画了几千个蔷字，于是也看得痴了，眼珠子只管跟着簪子转动。

　　于是，刘世德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因为在地上连写几千个字，并无这样大的空间可以提供，即使在同一个地方，需要画了涂，涂了画，也没有这么厚的土层可以利用，更何况龄官娇嫩的手，贾宝玉的跟着转的眼珠，都会受不了。这样的描写，其实是不合理的。而刘世德又从戚序本等有些版本中，发现这里作“几十个”而不是像庚辰本、舒序本等的作“几千个”，所以断定这里的“几千个”，应该是“几十个”笔误所致。我们看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前八十回采用脂钞本互校的办法，关于龄官所画的蔷字，也是作“几十个”。

　　但是，陈熙中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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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判断“几十个”为正确，“几千个”是错误，可能仅仅是孤立地在看这个片段，如果联系作者在其他场合的类似描写，或许看似不合理的“几千个”反倒是正确的。陈熙中提出的有力证据是，也是在这一回，写宝玉去看黛玉，黛玉不理他，宝玉求她千万别不理他，接下来写他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而许多版本中写的这个“几万声”，在戚序本、程印本中又作“几十声”。如果说，“千”和“十”尚可能是形近导致笔误，那么繁体字的“万”和“十”，不可能会笔误的。也许，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戚序本等写的“十”，都是有人觉得“万”不合理而修改的。那么，龄官画蔷字有些版本作“十”，也未必是作者手稿原有的，更可能是有人判断原来的“千”字不合理，遂作了修改。

　　陈熙中还进一步举书中的其他例子来支撑其观点。例如在第七十九回，林黛玉替贾宝玉改写《芙蓉女儿诔》中的“红绡帐里”为“茜纱窗下”时，宝玉认为改得好，却又说“你居此则可，在我实不敢当”。然后，小说又写他“接连说了一二百句‘不敢’”。这里，除开梦稿本把“一二百句”改为“一二十句”，程本干脆删除具体数目，写“连说不敢”，其他诸本还都是作“一二百句”。据此，陈熙中得出结论说，对这几处例子，应该“一视同仁”来看待，都是作者夸张手法的运用。“百”“千”“万”，都应该被视为作者的原文，而“十”则是别人因为不理解这种特殊手法而作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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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说明其观点的合理性，陈熙中又举出了刘姥姥二进贾府的例子。刘姥姥临走时，见平儿和鸳鸯给她许多东西，念了几千声佛。这里显然也是夸张手法的运用。如下两例：

　　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

　　刘姥姥已喜出望外，早已念了几千声佛，听鸳鸯如此说，便说道：“姑娘只管留下吧。”

　　找出这么多的证据，说明作者写“几千”“几万”，大概已经稀松平常，所以描写龄官画下几千个蔷字，作为一种夸张手法的运用，似乎也没什么不合理。

　　陈熙中的文章结集出版后，吕启祥以“见微知著 言必有中”为题为其论著写序，首先提出龄官写“几千个”蔷字的例证，说明陈熙中因为关注了文本的整体而能在微观的理解中，有新的突破。

　　然而，恰恰是在这整体的关注中，笔者却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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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熙中在举出的刘姥姥的两个例子中，说所有的版本，都接受了念几千声佛的事实，而没人不理解这是一种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没有人去把这原文中的“几千”改为“几十”。如果把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版本存在的情况作一番梳理，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改与不改，或者改了的话又改多少，分三种情况：在地上画字这样的动作性描写，改动的版本最多，即戚序本、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以及缺少了这几句的梦稿本共5种，而套话式的言语描写，则改动较少，最多也就2个版本，特别是关于几千声念佛，无一版本有改动的情况。

　　为什么是这样呢？

　　陈熙中说，关于几千声念佛，其实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说明大家是知道作者运用了夸张手法的。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场合，就有人不能接受，特别是关于动作性的描写，会有那么多版本去修改呢？

　　个人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作者运用夸张手法的合理性依据到底有多大？

　　就说套话而言，其受客观的制约性最弱，而且特别是念佛，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行为。所以，即使刘姥姥在与平儿、鸳鸯对答中，时间上不容许她这么一直念佛下去，但别人听不听，甚至有没有人在场都是无所谓的，也就没人会认为作者用夸张手法写她几千声念佛有何不妥。而写宝玉如复读机唱山歌似地反复念“好妹妹”，或者说“不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夸张到几百、几万，同样有现实的理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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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写龄官蹲地下画蔷字，则不然。其所受时空条件限制、人的生理条件制约，都成了问题。所以，从那么多版本改写（包括当代学者蔡义江），到刘世德提出自己的疑问，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陈熙中用书中其他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视同仁”当然可以。但是，在提出全书整体性语境问题的同时，不能忽视每一个个别语境的特殊性，这是大语境共通性和小语境特殊性的区别。其实，龄官画蔷字的特定语境，不仅仅有人之生理条件的制约，有所在环境的局限，更关键的是，宝玉在旁观察，是以对笔画数和重复字数的辨认为基本前提的。这样的写实基调和精准化，似乎较难跟关于数字笼统印象的太不现实的夸张自洽起来。所以，如果作者确实在这里写的是“几千个蔷”，陈熙中的考证似乎很有说服力。但窃以为，这是作者对套语的夸张使用缺乏一种彻底的反思意识，就如同他在肖像描写中，尚没有完全克服对套话的使用一样。

　　于是，把刘世德等人对原文的质疑和陈熙中的考证结论作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起点，这可能是推进红学的又一种思路。（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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